我奔了三十歲，還沒寫出長篇的東西，心裏著急。在我看來，短篇是小東西，要想立住，必須有大部頭的。我覺得自己能把握長篇了，而且昌樂的所見所聞總在我腦中縈繞，我像有一肚子故事要寫出來。我的那些農民朋友們一下子都來到了我身邊。
寫蕭長春時，老朋友蕭永順彷彿就坐在我對面，我能清楚地看到他，聽到他，感受到他的呼吸。在東村晒場、護秋，我也都寫了進去，有了那些親身經歷，我覺得自己寫得相當活。寫了改，改了寫，我抄一遍稿子改一遍，一共三遍感到滿意了。
《艷陽天》出版後，反響很大。我心中非常得意，覺得自己三十而立了！
讀者喜歡我，每天都收到好多來信。單純談文學的很少，都是從政治上談。有些人說我還寫馬立本這種人的感情生活沒必要。我自己不這麼看。如果把這些所謂不符合形勢的部分都去掉，《艷陽天》肯定要大大遜色了。不過當時正鬧「革命」嘛，讀者怎麼說都可以理解。
《金光大道》：我最偏愛
從1966年到1970年底，這五年間，我跟全國所有的作家一樣，是在斗批改、下放農村接受再教育中度過的，完全放下了筆。1971年，一個偶然的機會使我重新返回了北京，於是在順義箭桿河邊南彩衛生院悶頭開始寫我的第二部長篇。
在所有的作品中，我最偏愛這部《金光大道》。不是從藝術技巧上，而是從個人感情上。
因為從人物故事到所蘊含的思想都符合我的口味。至今我重看《金光大道》的電影，看到高大泉幫助走投無路的人們時還會落淚。後來有文章說，高大泉就是高、大、全。我覺得很有道理，把我的作品深化了。至於「文革」中把「高大泉」作為寫作樣板，讓大家都這麼去寫，說實話，我覺得沒有一個人能超過我。
這個路子是我趟出來的，最合我的脾氣，對別人就不那麼合適了。而且今天看來，這樣做抹殺了生活和創作的多樣性。
但人們更喜歡《艷陽天》。我多少有點失望，那時覺得《金光大道》比《艷陽天》要成熟多了。但現在想來，讀者是有道理的，當時受觀念和水平的限制，過於強化了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這點我是二十年後才認識到的。
我開始懂事時，正是農村開始實行互助組的時候，它對我的一生都有影響。在這一兩年關於我的爭議中，有人指責我在80年代的作品中依然留戀互助組。其實寫《金光大道》時，互助組已過去十多年了。而70年代初，農村已走得太快了，太左了，我已經接受不了。所以我只能返回頭來寫50年代。
人們喜歡《艷陽天》也許還因為它的手法更像中國古典小說，人物更生活化、個性化。但在《金光大道》中我沒有順著這條路走下去，現在想來有點可惜。還有，在《艷陽天》和《金光大道》中我非常突出血統論。今天我當然不這麼看了。時間會使人改變很多。
《西沙兒女》：應付差事
從1966年到1976年這十年，我不能上天入地，只能跟著風浪顛簸，所以這一段的歷史腳步是複雜的、險峻的，而且表面上豐富多彩，內含著各種滋味，非是幾頁稿紙所能說清道明的。
以軍宣隊為主的工作組看了我的檔案，認為我出身好，長期在農村寫作，群眾反映不錯，便把我推到市文聯革委會副主任的實權位置，由此開始譭譽不一的幾個月造反日子。
有一天我們正開會，端木蕻良跑來說，紅衛兵要抄書。我們商議，也成立一個紅衛兵組織，並由作家們自己把書封起來，通知外邊的人說，我們機關紅衛兵已封存，外面的人抄家要先到機關登記。
「四人幫」倒後，一開始把我說成幫裡的人，傳聞特別多，開會背靠背整我。
我看了一些發言稿，說我是江青的面首，從西沙回來先奔江青去了，機關司機在外面凍了一夜。這怎麼可能呢？我上釣魚臺從來不能用機關車。江青和我聊天，大都是關於《艷陽天》的，她說看到小石頭的死，心裏很難過。
江青調用海軍飛機送我們去西沙群島。我們三個人穿了軍裝，每人配了警衛員，坐直升飛機跑遍西沙諸島，一天跑兩三個島，開了十幾次會。我一個月寫完《西沙兒女》之後就交給上面，這事就算應付過去了。
江青對於會詠他們說：「你們幾個有搞音樂，搞舞蹈的，沒有搞文學的，你們要請教浩然同志，他是專家……」我說：「我從來沒做過黨的工作。連小組長都沒當過……」江青指著我說：「你太客氣了……」我聽了出了一身冷汗，不知是正話還是反話？
我對官場事情不太感興趣，我幹不了這事。開會還要記錄，連皺眉頭都要記。我只是想，被江青重視的人不會挨整的，我可以踏實地搞創作。
《蒼生》：回歸鄉土
苦悶和寂寞成了那段生活的主要特徵。那時我不去文聯了，工資都讓孩子們替我領。我對過去歲月的看法是：那種處境下有一度輝煌，在一個年輕的我來說，確實有所愜意，有所滿足，但也伴隨著旁人難以知道和體味的惶恐、憂患和寂寞。我趕上了那個時代，並有幸記錄下了當時的情況。我對當時的創作不後悔。
在這種心境下，我來到三河縣段甲嶺，挂職段甲鎮的副鎮長，夜晚和老鄉們睡在一條炕上，聊到深夜，那些動人的故事，像一股股熱流激發起久已塵封的創作慾望。我又找到了自己的根－－－精神上和生活上的。我在這種情況下寫了《蒼生》這本書。這書寫得不是很好，我也不滿意，藝術都是遺憾的吧。
寫這本書的時候不是戰戰兢兢的，而是小心翼翼的。那時正是農村的一片大好形勢，許多作品寫到農民富得有錢都不知怎麼花了，坐飛機旅行，住高級賓館，在沙發上跳一跳。在這種情況下我寫《蒼生》，同志們可以想像我這種小小翼翼。
１９８８年，６００頁的長篇小說《蒼生》悄然地擺到了新華書店的書架上。第二年國慶，又獲了建國40年文學作品徵文頭獎。《蒼生》的出版的確把我從無人理睬的境地一下子又推到熱鬧的文壇。評劇表演藝術家趙麗蓉和我同是寶坻老鄉，她找到我，說：「你的《蒼生》把我的戲癮勾上來了，我一定要演你筆下的田大媽。我要為河北老鄉塑造好這個形象。你一定要把《蒼生》搬上電視呀！」
《蒼生》雖然拍了電視劇，看的人很多，但肯定沒有我以前的作品影響大。這一點我心裏明白，也並不感到失落。時代變了，我已過了虛榮的年紀，只要鄉親們喜歡，我就滿足了。
這時我已住到了「泥土巢」，是三河縣委縣政府給我在縣招待所蓋的小院，在這個「巢」裡我創辦了《蒼生文學》。我老了，再老下去就得死。然而，文學事業不能老，更不能死。我太愛這個事業，愛得發昏，愛得成癖，愛了足足一生。這樣的深愛，將會跟我的生命並存亡。
我忘記了一點：年齡不饒人。１９９３年６月２５日上午，半杯啤酒、半碗麵條下肚之後，腦梗塞（老百姓叫中風）這個惡魔突然向我扑了過來。
以後在一連串的搶救中經歷了失語、嘴歪、右半身失去知覺……在整個過程中，頭腦始終是清醒的，心情是平靜的。我知道自己得的是什麼病，知道可怕的後果。但我沒有恐懼和悲哀，心靈上倒有一種解脫感，輕鬆感，我本該給社會、給家庭、給自己做的事情都做完了，餘下的不能做了，也不需要做了。
幾天來，我想了很多，好像一下子明白了好多事情。第一次知道健康與殘廢、活著與死去它們之間的距離是那樣的近，只是一紙之隔。
關於我的爭議還在持續，有些人加入爭論但對我的事情並不瞭解，許多作為攻擊要點的細節不準確。
早在70年代末，「文革」後文藝界對我的批判風刮起來時，我便意識到，自己必須站出來，把自己說清楚。於是從1982年開始動筆寫自傳體小說《樂土》、《活泉》、《圓夢》。
本來打算寫五部，但1993年、1997年兩次腦血栓，使我被迫放下了筆。只能以口述的形式完成這個心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