鮮為人知的伏爾泰與卡拉斯案
儘管大陸已經出版了《伏爾泰傳》，22卷本的《世界文明史》中有兩卷《伏爾泰時代》，但是在知識界，幾乎無人不知左拉為蒙冤的德雷福斯寫下的著名辯護詞《我控訴》，卻鮮有人知道早在1762年，另一位法國著名思想家伏爾泰就為蒙冤而死的異教徒讓．卡拉斯進行了為期4年的奔走呼號，終於使卡拉斯冤魂得以昭雪。據蕭瀚講，他幾乎同時寫了左拉與德雷福斯案和伏爾泰與卡拉斯案。但是，寫左拉的那篇傳遍了各大網站，而寫伏爾泰的那篇卻很少有人問津。
無神論者為一個新教徒的信仰自由出手
眾所周知，伏爾泰是無神論者，也是當時法國知識份子中對宗教、特別是對教會批判最激烈的著名人物之一。但是，當虔誠的新教徒卡拉斯僅僅因為信仰的緣故，而被圖盧茲法庭處以車裂兼火刑之時，伏爾泰毅然決然地挺身而出，向全法國、全歐洲的良知發出呼籲，向不寬容的天主教及迫害信仰的法律提出挑戰。他用了4年時間，幾乎動用了他所能動員的所有資源，知識份子、上流社會成員及貴族、普魯士國王弗裡德裡希2世和俄羅斯新登基的葉卡特琳娜2世，使卡拉斯冤案成為轟動整個歐洲的事件。最終，伏爾泰的申訴取得了勝利。巴黎法院於1766年裁定撤銷原判決。國王還特別賜予卡拉斯遺孀36,000金幣作為撫恤金。
挑戰合法迫害──一種暴政
在這一案例中，伏爾泰挑戰的不是非法迫害，而是合法迫害，是對違背自然法（以天賦人權為道義基礎）意義上的「惡法」的違背。我們之所以把那些專制的或極權的政權稱之為暴政，就在於這種政權所賴以維繫的法律，違背了自然法所標示的人類道義。人們服從這種法律秩序，不是因為這套法律保障著每個人的天然自由，不是出於對道義的自願尊重，更不是自願簽訂的平等契約和自願授權給統治者，而是因為支撐著這種法律秩序的是強權依靠暴力所實施的強制。按照自然法，政府無權規定人們的信仰，無權制定旨在強加於人們以單一信仰的法律，即便這種信仰極為高尚也不行。如果政府強制人們只能相信政府規定的信仰，並通過制定法律來禁止任何有關信仰的自由討論，把人們置於別無選擇的強制和恐怖之下，那麼，這樣的政權就是暴政，這樣的信仰就是邪說，這樣的法律就是惡法。人們就沒有義務服從這暴政、相信這邪教、遵守這惡法。而當信仰藉助於暴政和惡法強制灌輸時，它就「不僅是『邪說』，而且就是邪惡、罪惡本身。」（蕭瀚語）
高貴：不僅在于思想，更在於行動
伏爾泰捍衛自由和人權的活動，決不是偶一為之的衝動，而是基於他對自由和尊嚴的終生信念，基於付諸行動的勇氣和良知。他經常為陌生的被迫害者鳴冤叫屈。在卡拉斯冤案勝訴後，他為艾泰龍特案付出了10年心血；1766年為拉利伯爵冤案奔走；1769年為一個被冤枉處死的農夫仗義執言；1770年又為蒙拜依夫婦辯護；他還曾經為底層的弱勢群體伸張正義，使日克斯地區的人們從沈重的苛捐雜稅中解脫出來。可以說，對自由信念和知識份子良知的實際踐行，與他著書立說對自由主義價值觀的闡發，構成了他一生的整體。所以，他的高貴不僅在于思想，更在於行動。而這，恰恰是應該讓大陸知識份子自覺羞愧之處。
兩位曾經不充當獨裁者之花瓶的中國名人
伏爾泰的義舉之所以震撼人心，肯定與他具有的世界性知名度相關。名人效應成為他捍衛自由的最大無形資源。他利用自己的名聲捍衛人權的一系列義舉，為後代法國知識份子開創了一種優良的傳統，即當一個社會給予某人以巨大的名譽之時，作為公眾人物的名人，應該以怎樣的方式回饋社會對他的厚待，那就是：站在受冤屈的弱勢群體的一邊，向政治強權挑戰。從左拉、紀德到薇依、薩特、加謬，代不乏人。與法國知識份子相比，在中國，只有民國時期的著名知識份子，可以獲得相同於伏爾泰的聲譽，利用自己的名人效應為了捍衛人權而向強權挑戰。當年的蔡元培為被捕學生挺身而出，成為至今仍然令人肅然起敬的記憶；而魯迅為「3．18」慘案寫下的《紀念劉和真君》，成為一代代良知未泯者的精神資源。特別是在大陸這樣的專制社會中，社會名流更應該聽從良知的命令，利用自己的巨大感召力，動員出社會潛含的豐富道義資源，積累推動社會進步的良知記憶。當代中國，哪怕是只有一個伏爾泰、一個蔡元培、一篇《紀念劉和真君》，也會激發出我們靈魂中潛藏的高貴人性。遺憾的是，幾乎一片空白，名流們爭先恐後爭取的是充當獨裁者的花瓶。
「雖然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要以生命捍衛你說話的權利。」
──來自捍衛人權的具體行為
而在當下的大陸知識界，傾慕自由主義價值的人，大都能背誦伏爾泰那句舉世公認的名言：「雖然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要以生命捍衛你說話的權利。」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伏爾泰的這句自由主義的名言，不只是他著作中的漂亮辭藻，更是他勇敢地捍衛自由的實際踐行。甚至可以說，這句名言不是來自伏爾泰的思想，而是來自捍衛人權的具體行為。即便有人瞭解伏爾泰當年的種種義舉，他們也不會接受榜樣的召喚和良知的激勵，更不會為自己的懦弱而感到恥辱，反而會在一種人格分裂的萎縮聰明中，自鳴得意地玩弄著自由辭藻。寬容是自由之母，但對大陸知識界，在把寬容提升到上帝的絕對高度時，自由知識份子之間卻能因為既得利益而相互痛下殺手且樂此不疲。寬容及自由，遂在道義高調響徹雲霄之時，墜入惡意人身攻擊的泥潭之中。
說和做完全背離的大陸知識界
在當今大陸，對自由的言說已經進入了「准自由」的勝境，但是，對自由的踐行反而倒退向無所作為的困境。除了極少數人之外，大陸知識界的整體都奉行著一種自覺的心口不一、說和做完全背離的生存策略：
◆中共大屠殺是野蠻的，但在難屬群體進行艱難的抗爭時，他們沉默並顯得優雅！
◆信仰自由是基本人權，但在法輪功受到殘酷迫害時，他們也是沉默並仰視上帝！
◆言論自由是人類正義，但在一家家媒體受到整肅和一個個同行因言獲罪時，他們還是沉默並像個紳士！
◆人的生命是無價的，但在稚嫩的孩子們被炸的血肉橫飛時，他們仍然沉默並嘆息幾聲！
對每天發生在身邊的罪惡裝作視而不見，卻在理論高峰上頭頭是道地闡述抽象的正義，在古香古色的書齋裡論證尊嚴，在酒足飯飽之餘鄭重地討論良知，在申報教授職稱時拿出一本研究消極自由的論著，在只用寬容標準苛求他人而對自己無限寬容時……這正義、尊嚴、自由、良知和寬容便是可疑的。讓人搞不清這些言說，是信念的表達還是處世謀食的便利工具。而一個每天談論自由的知識份子，從寫下關於自由的第一篇文章開始，就已經打定主意為紙上文字和實際行為劃出一條互不相干的界限。無論出於什麼樣的現實處境和內在苦衷，自由，在這裡都免不了被褻瀆被出賣之嫌。
如果自由只是言說而不必踐行，自由絕非力量！
如果我們這代人已經把自由推遲到遙遠的未來，並決意什麼也不做地等待下去，那麼，我們只能在「遙遠的自由，多麼渺茫！」的悲嘆中了此一生。如果自由只是言說而不必踐行，那麼自由便不是道義，遑論力量！
（2001年8月7日於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