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85年5月。一天，我在工作單位省警察學校接到鄰居黃大姊的電話，說她丈夫，也就是我的工人朋友趙師傅，莫名其妙地一夜未歸。剛接到通知，趙師傅人在看守所，讓家人送換洗衣服。黃大姊還沒去看守所，給我打電話的意思是，讓我找人通融、通融放出來。接過電話，我便請假回家。雖說同在南京，回家也得半天時間，我急趕到家，已是一身臭汗。
大姊已從看守所回來。她告訴我的第一句話便是：「冤枉啊，好人做不得哦，狗日的瞎胡來哦……」
原來，上一天趙師傅出廠，經過派出所時，警察喝住與趙師傅同行的一對姑娘小夥子，說他們騎自行車帶人，讓進去交罰款。姑娘小夥子辯稱沒騎車帶人。警察對姑娘說，看到你在拐彎下車的，還賴。姑娘說是試試胎氣足不足的，不信問這師傅。站在一旁的趙師傅便答話說：出廠門就一齊走，他們確實沒騎車帶人。警察便陰笑一聲：你能作證是不是？那好，一起進來吧。趙師傅仨便若無其事地跟著警察進到所裡。誰知3人坐到長條凳上，警察便再也不理他們了。3人都有事，耐不住久等，便四處找那警察。其他警察回說：他有事去了，讓你們想好再說。結果是幾句爭吵，趙師傅被推搡到另一間屋子，反鎖起來。不給吃不給喝，趙師傅被關了一夜，還挨了拳腳；第2天一早便被以「妨礙警察執行公務」為由轉到了看守所。
趙師傅是文革初著名的南師附中的高材生，初中畢業後下鄉，從蘇北油田調來妻子廠裡學汽車修理才幾個月就出師。他，聰明不用說，人品更是一流。單位、家庭、鄰里，無人不誇他篤實、熱心。聽了大姊的介紹，我當即駛車去了分局，找我的一位剛畢業的學生。我的學生讓我代替黃大姊寫了一份情況說明，並答應直接找分管副局長反映。到底是師生關係，我還知道了局長們的家庭住址。一位副局長恰好就住在同一廠區。離開分局一個多小時，我就接到學生電話說「已作反映，請等待。」
我和黃大姊都沒法坐等，中午便去了住廠生活區的田副局長家。田副局長熱情接待了我們。但他聽完後坦率表示：「晚了，昨天為什麼不告訴我？」事後我瞭解到，田副局長也是從這個派出所提拔上去的。
關了半個月出來，趙師傅成了徹底沈默的人，對我代擬的上告書，只說謝謝，余更不置一詞。接下來是：當月工資他被扣處罰金，隔月工資普調，他被取消資格……一直在讀的電大他也中止了。趙師傅變得懶了，脾氣暴了，回到家再也不幹活兒了。從前菸酒不沾的他，抽起煙、喝起酒來了，動不動就摔東西。先是打兒子，後來是打黃大姊。一次，我去勸架。醉如爛泥的趙師傅哭成了淚人，不時來一句：「我難受啊。我長這麼大從來沒被打過啊！……」他打黃大姊，黃大姊從不還手。鄰居們說，以前趙師傅罵都沒罵過黃大姊一聲……
家搬到現在的單位已經10多年了。1989年以後，我再也沒有與趙師傅見過面。聽說他還喜歡上了「國玩」。麻將讓他歸於安靜。黃大姊從不在他前面提「賭」字。
麻將真是個好東西。它讓我想到「百忍家聲，久居世澤」，是多麼的好。只是趙師傅兒子小屁股上曾經印著的指印，一直烙在我的記憶裡……
（2001年8月1日於中國江蘇省南京市一隅，原載民主論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