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注意到，除了古巴是在拉美。它因為第一代領袖卡斯特羅仍然存在、並以其個人媚力和強權手腕勉強維持其搖搖欲墜的共產制度外，其餘的三個共產殘餘政權都在亞洲。因此一些觀察家提出了亞洲特殊論予以解釋，後來有人更進一步理論化，借用李光耀的「亞洲價值論」來為亞洲殘存的共產政權辯護。
應當說，像中國大陸和越南這樣的共產國家，自從實行所謂「改革」後，其統治方式已經越來越像傳統的右翼威權主義統治方式了。譬如，與臺灣在兩蔣時代就頗多類似：經濟上日益走向市場化、國際化，派大量留學生去西方學習科技；但仍在政治上嚴控新聞媒體，週期性時松時緊地鎮壓異議人士，放逐知名反對派人士出國，並禁止其歸國。而大陸與臺灣的相似之點還在於，當局與反對派的緊張關係以及民主化的動力，很重要的因素之一是源於歷史上未曾解決的舊案「情結」：臺灣是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大陸則是1989年的「六四」事件。
但是，中共和越南與當年四小龍等右翼威權主義國家還是有重要的區別，從根本上說，四小龍等國家從未廢棄過私有產權制度，其經濟與政治發展是在此基地上走出來的。而中、越等至今仍挂有共產國家這一招牌，不能在制度上理直氣壯地肯定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因為財產權不能獲得憲法保障，因而其發展道路就存在巨大隱患，有可能導致重大挫折。
不過，無論如何，對這些殘存的共產政權而言，當今的國際環境的影響和壓力已經是空前的和不可抵禦的了。它們除了民主轉型，別無出路。而當年威權黨政府尚無如此嚴酷的意識形態非法性。這是當今的共產政權不及當年亞洲右翼政府的最虛弱之處。譬如，北京政府就不得不簽署《經濟社會文化國際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不得不力爭加入WTO，接受國際通行規範的制約。
目前在中國大陸和其他共產殘餘國家，多元政治力量已經開始交相激盪。其統治者在一段時期之內，鑒於統治慣性，必將犯下「八面樹敵，應接不暇」的戰略性錯誤。在它付出足夠的代價後，共產政權必將收縮戰線。在那種情勢下，民主自由力量歷史機會就降臨了。在共產當局應接不暇之時，民主力量將獲得一定的生存與發展空間，經由頑強的韌性競爭，積累資源，促成對當局而言「鎮壓成本高於妥協成本」的情勢，迎來共產主義徹底消亡的世界。 (自由亞洲電臺特約評論員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