拳王爭霸賽能否在北京舉行，現在都還是個未知數。不久前，關於賽前的會集人民大會堂的超級明星愛心晚宴更是沒了蹤影。據早前報導，演出門票的價格最高炒到了6萬元。
這裡我們不妨做個大膽的假設，倘若這場慈善晚宴能成功地舉辦，那麼最高票價是否真正有人會掏腰包傾囊奉獻？演出的所得費用能否如數捐獻？這一切由誰來做監督？
要票成風
如今北京的演出市場名目繁多，檔次也逐步上升。一時間高檔文化消費成為一種時尚和身份地位的象徵。演出的票價越抬越高，擁篤的人群也是越變越多，可方式卻大相逕庭：有對高雅藝術發燒的，也有附庸風雅的；有真正自掏腰包的，也有白拿白看的。
有業內人士就說過，在北京不可能存在沒有贈票的演出。如今這個演出市場的風氣是：要票成風，而且越是高價位的演出，要票的陣容氣勢也就越強大。造成但凡送出去的票都是好票的局面。
三大男高音放歌紫禁城，容納3萬人的廣場，聽眾稀稀拉拉。這場演出的最高票價達到2000美金。有多少人真正買高價票看演出？這是無法知道的，因為「三高」過後，主辦單位中國文化藝術有限公司(下簡稱中藝公司)除了「高唱讚歌，四處感謝」外，對媒體採取了迴避的態度。
《新聞週刊》記者撥通中藝公司常務副總經理陳紀新的電話，詢問該場演唱會的贈票百分比。陳聲稱，這屬於該公司的商業機密。「現在通常的演出，能賣出的票也就是兩頭，最高和最低票。至於要票成風的現象，說了很多年，從一場100張要到一場500張，沒有任何的改變，大家都知道不給票就別想幹活的規則。特別到了緊俏的演出時，幾層管理部門下來，一個口就能對應著十來個人。」
此前也有內部消息稱，這次「三高」演出的贈票比例佔到40%，不管數字的正確與否，看看演出現場，那些坐在VIP席位上咿呀奔跑的孩童們，心中也便有了數。
7月18日，上海大型舞劇《野斑馬》晉京演出，5場演出下來就賣出了六成的票。讓該劇團翁增輝團長最為感慨是無數的索票電話：「沒想到北京送票的風氣這麼厲害，而且還要等著上門去送！」
遺留問題
早在四、五年前，國內的演出市場還是賠錢的，而且是：多演多賠，少演少賠，不演不賠。那時還有個演出補貼制：給予文化部直屬院團一定的補貼，為的是使演出公司爭取少賠錢，或略有些贏余。
這些年來，演出已經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市場，據中國對外演出公司王洪波介紹，現在北京演出市場的贈票份額約佔10%-20%。他說：「這是個習慣，也是遺留問題。在過去，哪場演出能請來領導出席是很體面的事情。偏偏領導這個層面最難界定，部級是領導，難道局級就不算嗎？北京最不缺官兒，贈票的比例自然要大些。」
一位報導文化新聞的記者也談道：「中國是講親情的人際社會，既然朋友能搞到票，誰還會自掏腰包去買？況且現在大家都視能找到贈票為一種榮耀。」
再有中國目前演出市場贊助政策的空缺，在國外企業贊助文化活動，可打入該公司的經營成本，而中國，企業贊助是算做稅後的費用，這兩者的成本差別是很大的。
王洪波認為，政策的空缺加之習慣的作祟，導致這個市場的不規範操作。以前文化市場的消費情況是，有欣賞藝術需要的沒錢，有錢卻沒有欣賞藝術的需要。現在不同了，有錢又有欣賞需要的人越來越多。總體說來，中國目前的票價還是有下降空間的，減少贈票，大家都有買票的心理，成本自然就會沖淡，這有賴於社會的整體認識。
自掏腰包
一場演出，有人不掏錢，自然有人就要掏得多。真正自己掏腰包看演出的人怎麼看待要票的現象？
國外演出團體非常看好中國的演出市場。
現在這種高檔文化消費的人群，主要集中在業內人士，演藝明星及白領。噹噹網上書店的負責人之一閻光就是高雅藝術的發燒友，他不單自己買票看演出，甚至還不時地掏錢請朋友或是公司的員工去看。
他每月買正版CD要花費上千元，看演出更是常事兒，有時能達到一星期兩場，一般他購買的票價在300-500元不等。
他說：「對於贈票，我談不上反感，唯獨帶給我這個藝術發燒友的負面影響就是，很多並不懂也並非真正熱愛藝術的人，會影響整個演出的氣氛。」
對此，閻光舉了個例子。去年他專門飛到上海去看《阿伊達》的演出，他買的是1200元的票。本身很宏大的演出場面，不斷聽到全場傳來吃零食和嘰嘰喳喳的人聲。演員唱到最精彩的時候，沒有人鼓掌，反之很多群眾演員以及大象、獅子出場時，下面反應相當激烈。他說：「我很難想像有人會花費1200元專門去看獅子、大象和群眾演員的？」
同樣身為高雅藝術發燒友，IBM公司大學合作部經理郭維德也有類似的感慨。有時在聽音樂會時，看到小孩子在吃餅乾，他提出異議後，馬上便會招致這樣的抨擊：「你有教養嗎，跟一個小孩過不去？」
郭先生做了一個類推，倘若花500美金去看《圖蘭多》，看到前面1000美金的貴賓席上，坐的又是老太太，又是小孩兒，下次就不會再買票看這樣的演出了。
「現在國內所有的音樂會都有500元以上的票，有幾張真正是賣出去的？誰去調查一下，90%以上都是送出去的。而我們目前演出市場的弊病，正是由這些送票引起的。觀眾是需要培養的，國外觀眾和國內的簡直兩碼事兒，在國外要票都覺得不好意思。你吃飯要錢，為什麼看演出就不要錢，就好比我的職業如是廚師，那我到所有地方吃飯都不要錢嗎？北京人口假定1000萬，我們期待的觀眾不過是萬分之一，這都很難培養嗎？」他說。
變相的腐敗
在北京音樂廳總經理錢程看來，贈票多是因為演出不好，如果票賣得好，那是無票可贈。據他的市場調查，現在老百姓能接受的票價平均在85元左右。他說：「當然，上百元也可能賣得出去，但畢竟是少量的，而且多數是作為企業的公關費用。」
透過贈票，錢程認為演出市場的整個狀態是被人遺忘的。讓他感慨的是，自己辦演出已有8年的時間，可至今沒有演出證件，屬於「非法上崗」。他說：「這完全是個怪圈，我的演出包括高層領導到普通百姓都說好，可我沒有演出證，按規定演出許可證是不給民營企業的，個人更別提。」
為此，錢程做了個比喻，如今的演出市場好比當年鋼材雙軌制的時期，批文屬於商品：「經常可以看到一個批文賣到5000元，流行歌手就更貴，動輒就幾十萬元，這都附加在老百姓身上了。列寧曾說過，有壟斷就有倒賣，有倒賣肯定就有腐敗」。
錢程認為，目前的演出市場問題一是不准入，鋼材市場中批文成商品已不復存在，很多經濟領域也都放開了，唯獨文化領域沒有，因為它不准入。有人准許，有人不許，大家都不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其次，它缺乏本土作品。他說：「樂團演奏貝多芬演奏得再好，也是跟人家的末流。目前演出團體整體質量都太差。還有我們沒有形成一批觀眾，雖說演出市場的大門打開了，但這種開放不是純粹的市場行為。」
多年的計畫經濟，贈票已讓人司空見慣了。當官員索取幾張上千元的票時，難道不是一種腐敗嗎？雖說不存在行賄問題，但存在索賄行為。在市場經濟下，如不解決這個問題，必然是給腐敗提供了機會。
《21世紀經濟報導》經濟評論專欄作者薛兆豐，本身也是高雅音樂的發燒友，他認為贈票索票可以說是一種變相的賄賂：「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可以成為被賄賂的工具，改變這種現象，要採取制度法律的手段，責任不在文化公司方面」。
中國《新聞週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