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慶紅是江《七一講話》主要執筆人
動向雜誌7月報導，中共的人事戰，好比足球賽，曾慶紅這個球相當倒霉，他的主子江澤民一而再、再而三要把他送進球門，讓他挂個號，在十六大期間當上政治局常委，但都被對方守門員擋住，入不得。不過在中共八十壽慶時，曾慶紅倒有一件得意之作，這就是他是全國幹部必讀的江澤民《七一講話》的主要執筆人。
曾慶紅在學習江澤民《七一講話》的報告會上說：江總對《七一講話》親自審閱了八遍。全文由滕文生、鄭必堅、賈延安、王剛和我（曾慶紅）修改了七次，先後用了五十天的時間。當時強調要正確反映江總的歷史地位，突出三個代表思想是當代的馬克思主義。曾說的「修改」，是有必要的「謙遜」實際就是捉刀。
曾慶紅密告其左右，他們得意之作中最得意的一點是：包括巨富的私營企業主的社會多個階層人士可以入黨。原文是：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社會階層構成發生了新的變化，出現了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於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社會階層．．．．．．在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指引下，這些新的社會階層中的廣大人員，通過誠實勞動和工作、通過合法經營，為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和其他事業作出了貢獻。他們與工人、農民、知識份子、幹部和解放軍指戰員團結在一起，他們也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能否自覺地為實現黨的路線和綱領而奮鬥，是否符合黨員條件，是吸收新黨員的主要標準。來自工人、農民、知識份子、軍人、幹部的黨員是黨的隊伍最基本的組成部分和骨幹力量，同時也應該把承認黨的綱領和章程，自覺為黨的路線和綱領而奮鬥、經過長期考驗、符合黨員條件的社會其他方面的優秀分子吸收到黨內來，並通過黨這個大熔爐不斷提高廣大黨員的思想政治覺悟，從而不斷增強我們黨在全社會的影響力和凝聚力。」
接下去的一段話，是表示大富翁也可以入黨。原句是：「不能簡單地把有沒有財產、有多少財產當作判斷人們政治上先進與落後的標準，而主要應該看他們的思想政治狀況和現實表現，看他們的財產是怎麼得來的以及對財產怎麼支配和使用，看他們以自己的勞動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所作的貢獻。」
質疑「三個代表」從劉少奇理論炒出來
這些實際上不會僅僅是寫作班子的神來之筆，而是「上面的精神」。「上面」，不用說就是政治局常委會特別是江澤民的意旨。不少人把這些決策看作是具有新意之作，但一些高層幹部在學習江澤民《七一講話》和三個代表思想時，就提出質疑：
早在五三、五四年，即中國大陸政局較正常、較穩定、較開明時期，劉少奇在京、津、滬多次表示，不但自由職業者、個體私有小業主，應作為新民主主義時期動力的一部分，並且把民族資產階級列為是社會動力，而不是革命對象。劉當時指土：資本家剝削，對人民有利；剝削越多，對人民越有利。劉又提出：知識份子是新民主主義社會階級組成部分，現在知識份子不是多，而是少，三四十年後還是少。正是在這一理論指導下，五四年第」屆人大會議通過的國務院三十六名部委正部長中，有九至十名是非共產黨員，如司法部長史良、交通部長章伯鈞、糧食部長章乃器、紡織工業部長蔣光鼎、地方工業部長沙千里、水利部長傅作義、教育部長張奚若、衛生部長李德全、水產部長許德衍、森林工業部長羅隆基、僑委主任何香凝等。（其後由於毛澤東大搞「反右鬥爭」，局面變了。一九五九年，第二屆全國人大時，減至六名；一九六五年第三屆全國人大時，減至五名；至現在的第九屆，已經是清一色中共黨員了。）
因此有人認為，江澤民講話具有新意的說法，不過是從「劉少奇理論」中炒出來的。
有人甚至認為，胡耀邦、鄧小平也早有這類說法。鄧小平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在改革中先富起來的人，符合條件的，可以入黨，也可以擔任領導。
不管怎樣，《七一講話》中有開放寬入黨條件限制的說法，在社會上已經引起很大的反響和效應。
稱逾千個體戶私有企業主申請入黨
據悉，七月一日，江澤民在講話中宣布，將允許私營企業主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黨員之後，僅七月二日一天，廣州市就有一千二百多名個體戶和私有企業老闆，向地方工商部門黨組織，遞交了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報告。中共廣東省委對此一時手足無措，其後下令：要請示中組部，暫不接受申請。
申請入黨的資本家當然不限於廣州一地，因此中共中央組織部和部長曾慶紅都忙了起來。對於各地有關請示，中組部的批覆一般都是官樣文章。據說，在現階段，申請者獲准的機率很低，資本家、知識界及其他人士能入黨的，多半是組織」內定吸納，中組部就有一張張內部批定的名單有「紅名單」之稱。據內部傳出的消息說，一批對發展科技有突出貢獻的科學家，包括研究基因改造雜交水稻、增加生產的雜交水稻專家袁隆平（現為中國國家水稻工程技研中心主任）就列入「紅名單」之內。
馬萬祺霍英東等榜上有名
內部還傳出港澳人士特別關心的消息：澳門馬萬祺、香港霍英東等一批知名工商界、科技界人士也列入草擬的吸納入黨或在內部公開黨員身份的名單之內。中共核心層早就肯定馬萬祺、霍英東等人對黨的貢獻，而且經過長期考驗，他們應當是好黨員。入黨會增強黨在港、澳、臺、海外的能量和以「一國兩制」解決臺灣問題的推動力。有人在討論名單時曾提到董建華、何厚鋒的名字，但有一個權威的聲音說：當年宋慶齡和其他一些知名人士申請入黨，周總理的答覆是：這些同志還是暫時當個「黨外布爾什維克」，比較有利於他們為黨工作。這個經驗需要重視。港澳某些願意跟黨走的人，其中一部分可以吸收入黨，另一部分人本來也可以吸納入黨的，但為了推行「一國兩制」方針，為了讓他們更有效地為黨工作，就讓他們以逝世前的宋慶齡作榜樣吧（其實，宋臨終前對中共已經疏離了）
在香港特區任高職的地下黨員
中組部還傳出一個笑話，在討論「納新」名單時，有些人提到「立場堅定」、「旗幟鮮明」的香港現任官員、議員、商界人士梁某、徐某、何某、另一梁某、又一梁某等等，應當吸納入黨，他們卻不知這些先生小姐們早就是地下黨員。九七回歸之後，當了官，或進了行政局，或進了立法會，或在特區政府任高職，為了使「一國兩制」不受影響，只好繼續作「秘密黨員」。
鬧出這類笑話，也很難怪。中共在港過半個世紀的地下工作實在是太複雜了。如今還有幾個港人，知道香港一家老牌銀行早在三十年代就是中共地下黨的一個重要的點？有誰知道，萬隆亞非會議開會前夕自港起飛的印航機半空爆炸遇害的香港新華社社長黃作梅，原是東江游擊縱隊的情報幹部（炸機目標原係周恩來，周及時獲得情報，轉乘他機，那位情報要員竟不幸作了替死兒）？有誰清楚瞭解香港「六七暴動」的幕後司令員（也是在澳門斗澳葡的主將）是香港新華社副社長（港澳工委領導人之一）祁烽？有多少人知道或記得「六七暴動」期間，中共黨組織隨便吸納大批新黨員，包括羅湖橋頭「火線入黨」的演藝界人士？……可以肯定，中共涉外高官、港澳辦或組織部的幹部，對港共過去的經歷都不一定瞭如指掌的。
江採迂迴方式將曾塞進核心層
前面說了曾慶紅在黨慶期間的一樁得意事，其實使他更加得意洋洋的，還是這期間，在江澤民堅決扶持下走進中共核心層的事惰。
最近，胡錦濤在中共十六大籌備工作會議上放風說：今秋六中全會要解決曾慶紅同志增補政治局委員一事，這項工作不能再擱置，不能有失誤，否則，組織工作會很被動。但是，江澤民等不及今秋的六中全會了。他決定再用一次迂迴方式，先將曾慶紅取代胡錦濤，成為中央書記處負責人，自然也就完成了暫時塞進核心層的任務了。
六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同常委召開了擴大會議。
會上，在江澤民的授意下，由胡錦濤提議．由於他負責黨的十六大籌備工作，工作繁忙，又分擔國家外事工作，對中央書記處的工作實在顧不過來，故此，提名曾慶紅主持中央書記處日常工作並以此身份，參加政治局常委會議和工作。
這次是事先已經做了工作，摸準底之後，才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進行討論表決的。
表決的結果通過了，但仍有二票反對，五票棄權。投反對票的二人是田紀雲和姜春雲。據說，田、姜所以敢於投反對票，是他們認為自己下屆反正要退休，唱唱反調也無關緊要了。
尋求全黨認同決議案的部署
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通過的關於曾慶紅進入核心層的決議案，在常委擴大會議上為了尋求全黨的認同，還作了分工包干的部署，來確保思想、認識上的一致，決議、人事表決行動上的一致，分工包干如下：
由江澤民、尉健行、李嵐清負責做地區黨委和地區的准中央委員、准候補中央委員的工作；由胡錦濤負責做中共中央部委和該系統的准中央委員、准候補中央委員的工作。
編後語何必再開十六大？
中共的代表大會，做的都是兩件事，一定通過政治報告，二是選舉中委，由中委再選出中央領導機構和人員。（有時還要修改黨章，但不是經常的。）
現在，這兩件事可以說都提前完工了。江澤民「七一」講話，已經把「三個代表」定為「立黨之本」，而無須代表大會通過；而十六大的人事安排，又用五個「不容有失」來個候補中央委員的工作；
由朱鎔基負責做國務院部委和該系統的准中央委員、准候補中央委員的工作；
請劉華清、張震、洪學智、趙南起協助張萬年、遲浩田，做軍隊黨委及軍方准中央委員、准候補中央委員、准中央軍委委員的工作。
江澤民的五個「不容有失」
江澤民這次由於採取了迂迴方式，才得以將曾慶紅塞進了中央核心層；但是，這只是暫時的，因為到了明年十六大，還要通過選舉。到那時，在人事安排上，江是否能完全控制，還是個未知數。於是，他又強調在十六大人事換屆選舉中的五個「不容有失」：政治局委員候選人全部當選，「不容有失」：政治局常務委員候選人全部當選，「不容有失」；中央書記處書記候選人全部當選，「不容有失」；地區黨政一把手和黨中央、國務院主要部委一把手中的中央委員候選人，全部當選，「不容有失」；有關一些中央委員候選人和候補中央委員候選人，要基本都能當選，要有把握，「不容有失」鐵板釘釘。既然這樣，還開十六大幹什麼？
以毛澤東和鄧小平的威望和鐵腕，在人事問題上雖然是個人說了算，但在選舉上還是要走走過場，提出名單，也只是「建議」，那名單也還是叫作「候選名單」，印到選票上也還是得選舉人劃了圈才算數。他們從來沒有狂妄到這個地步，下令「不容有失！」
「不容有失」，這是多麼嚴厲的最高指示！這和那「與陣地共存亡」的軍事命令有什麼區別？當他一口氣連說五個「不容有失」的時候，可曾想到中國共產黨黨章開於選舉的規定？可曾想到黨內民主生活準則？儘管這些規定早已徒具空文，但作為一位總書記，如此明目張膽干涉尚未舉行的十六大人事安排，也未免太忘乎所以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