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撕開南丹礦難鐵幕，本是一件是非分明的事情，但有不少人卻有另外的看法：南丹的情形在中國許多貧困地方都存在，礦工與礦主之間在下井之前多數都已你情我願地簽下契約，把南丹給揭批出來，損害的不僅是貧困地區的經濟（以採礦為地方財政支柱的南丹短時間內的確還難以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同時也使當地老百姓失去了工作機會（下井挖礦是目前他們脫貧致富的主要路數），有好心辦壞事之嫌。要特別說明的是，有這種看法的人並不一定和南丹事件有任何關係，他們所表達的，只是對一種生存狀態的無奈認可。
這種生存狀態存在的前提是貧困，而貧困的背後則是勞動力嚴重過剩的大背景。正是由於這一背景，勞動力要素在激烈市場競爭中的價格標識已經直指「生命」本身。且不論其法律效應如何，礦工帶有生死契性質的契約實際上已經為生命標了價。
經濟學家也曾勉力為無價的生命做出了市場定價的計算方式：首先確定生命所有者創造收入的能力，然後確定生命得以延續的大致年限，再按照合適的貼現率將生命所有者在未來可以創造的全部收入折現為現期價格。例如，中國目前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約為1000美元，貼現率約為5％，期望壽命約為70歲，勞動能力隨年齡增長而下降。按照這一公式，一個20歲的生命大略應該標出的較公平的價格是20000美元。
但是南丹礦難死難者得到的賠償不超過4萬元人民幣，據說黎東明處理這類事情在當地已算大方，有的礦主賠償金不過幾千元人民幣，勞動力乃至生命價格大大縮水，採礦業的利潤令人咋舌。誰是這一巨大價差始作俑者？大量的剩餘利潤落進了誰的荷包？相信答案不會是黎東明或哪一個礦主、官員個人。
貧困正是生命價格縮水的「罪魁禍首」。目前中國許多貧困地區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尚遠遠達不到平均水平，對於這種生存狀態下的勞動力，4萬元的賠償的確不是一個小數目，足以讓他們緘口不言。
與貧困一起打壓勞動力價格的，是不完備的勞動力市場環境。現有的制度為勞動力的充分流動設置了重重障礙：一個農民要外出打工往往要辦理十多張甚至數十張證件，不久前某地還發生了一女子聽到查證的來了竟跳樓摔死的悲劇。每個證有每個證的理由，每個證背後都是一種權力，權力在設置門檻的同時，也分走了利潤。
與此同時，礦產開發權無疑是資本與權力最易聯姻的領域，儘管中央三令五申整頓小煤礦，慘劇還是時有發生，官商勾結的情況幾乎存在於大多數有礦可採的不發達地區，涉及面極廣。當一種腐敗成為普遍時，我們就不能不反思：是不是機制本身出了問題？
受害者自身的沉默給本報記者調查南丹礦難帶來了極大的困難，這種沉默既由貧困而起又生成了更多的貧困。如果勞動者貧窮但懂得權利、尊嚴與抗爭，那麼他們也終將獲得權利與尊嚴。告訴他們、幫助他們，正是社會的良心所在。
所以，這樣一次「鐵肩擔道義」的報導是非分明、無可質疑，我們要質疑的是：為什麼這麼多人默認了這種貶值，這種默認背後有多少是無奈，有多少尚可以有所作為？
消息來源：華南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