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教皇一千多年來慣常捲入各種陰謀政爭，現任教皇更是波蘭樞機主教出身，習於共產統治那套歪論。但把宗教當做一種西方文化侵略，或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工具，卻是共產國家長期以來的誤導，如同「依賴理論」、「新殖民理論」、「後殖民理論」一樣見樹不見林。現任教皇向這套歪論投降，無異開「歷史終結」（即民主自由獲勝，共產極權出局）的玩笑，讓已經確定的好人變成壞人，壞人反而再變成好人。
傳教士第三世界啟蒙之光
傳教士對傳播仁愛、平等、自由及現代文明的貢獻，在第三世界有目共睹。幾乎可以說，沒有傳教士，就沒有第三世界的近代啟蒙之光。以中國為例，明末徐光啟等人自承「從西洋人利瑪竇學天文、歷算、火器」；中國歷史上最博學的皇帝康熙從傳教士學數學、自然科學；湯若望、南懷仁並先後為明清二朝校正曆法，使中國曆法現代化。如果不是祖先崇拜與上帝信仰衝突，導致清代禁基督教，十六世紀以來東西方文明「大分水嶺」的關鍵時刻，中國一定不會突然缺席。等到西方船堅炮利打開中國門戶，中國早已遙遙落後。
西方近代傳教士正是在十六世紀中期抵華，與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傳教士爭相赴美洲只差三十年（這很像十七世紀初荷蘭率先種植經濟作物，臺灣隨即被引入，在世界名列前茅）。不幸中國傳教在十七世紀初被禁，至十九世紀鴉片戰爭後才再興起。此時傳教士已學會藉助西方領事裁判權，排除傳教阻礙。四百多起「教案」由此發生。這也是中共指控西方傳教士「作惡多端」、「欺壓中國人」的主要理由。
但所謂「教案」，大多是傳教士越區傳教，與敵視外來宗教的當地民眾衝突或中國民眾誤解教士及信徒行為（典型「文明衝突」），教會不得不求助領事，向中國施壓，解決爭端，如一八六○年中法北京條約所示：「任各處軍民等傳習天主教，合講道、建堂禮拜。且將濫行查 者，予以應得處分。」在歷次「教案」中，幾乎都是中國民眾打人殺人，致不少傳教士殉難，然後西方要求嚴辦，中國官方再由偏袒本國民眾，改為懲治本國民眾。
清末四百多起「教案」顯示的就是「法治」社會與「人治」社會的落差。但在「百年國恥」及民族主義的病態心理補償下，外國教士的遭難都成了「咎由自取」，他們的熱心奉獻及慈善事業都成了「別有用心」，西方要求嚴辦肇事民眾成了「干涉中國內政」，中國官方的懲治行為則被說成「屈服於帝國主義壓迫」。在中共極端的被害妄想邏輯下，連明末南懷仁為明廷制大炮對付清軍，都說成是「干涉中國內政」，更別提舉世抗議中共迫害法輪功信徒，也被指為「干涉中國內政」了。
共產黨的仇恨及被害妄想，產生了「西方文化侵略」及「傳教士是帝國主義工具」這些理論。然後這些觀點再被新馬克斯主義承襲，改裝成後殖民、後現代理論，否定啟蒙運動及理性主義（也就是因否定資本主義而否定自希臘至啟蒙時代的一切「現代性」），甚至主張知識、語言、歷史都是權力關係的產物，「歷史按照戰勝者的語言及思考方式被解釋、被複製」。
犧牲傳教士清白與魔鬼共舞
由舊馬到新馬，由經濟決定論到權力決定論，反西方的歷史一再重蹈覆轍。而他們最津津樂道的後殖民理論先驅正是法農，他的話「殖民主義要維持進程，必須否定被殖民者人格。被殖民者要獲得解放，必須先恢復民族自尊心。因此千方百計消滅此一民族自尊心，就成為殖民主義的首要工作。那些追隨強權背叛人民的殖民地知識精英，連歐洲的複製品都不是，他們只是複製品的漫畫版」，已成為反西方陣營的聖經。
問題在於，殖民地獨立或革命成功後，有比西方殖民主義更不壓迫本國人民，或更「文明」嗎？由非洲、拉丁美洲、亞洲到最近香港的例子，答案絕大多數是否定的，或者更悲慘的。而中共這個東亞強權甚至比西方人更蠻橫，已經迫不及待要以「戰勝者的語言及思考方式」，來強迫定義臺灣的歷史、身份及人民歸屬。
基督教為近代中國帶來啟蒙之光，宗教博愛拓寬了中國家族私愛的視野，不論是十九世紀第一個赴華傳教的馬里遜或來臺傳教的馬偕，他們對中國及臺灣都有功無過，他們的後繼者無不遺愛人間。而馬偕博士的名言人所共知，連揚州「教案」被中國愚民殺害的戴德生都說：「如果我有千金英鎊，中國可以全數支取。如果我有千條生命，奉獻中國不留一條。」如此偉大的犧牲奉獻，教皇還要犧牲他們的清白，為他們沒有犯過的錯認錯，這已經不只是利令智昏，而是與魔鬼共舞了。
──原載《臺灣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