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這個想法是比較理想化的，換句話說，可能比較天真，之所以天真是因為，我的政改思路有很多關鍵環節寄託於極少數能左右中國命運的人願意並且能夠做出英明的決斷，就像華盛頓的主動卸任，戈爾巴喬夫的「背叛」舉動一樣。在某種程度上，我為前蘇聯感到十分的慶幸，假設當時的蘇共中央總書記是赫魯曉夫，甚至是斯大林，我不敢想像蘇聯會怎麼樣，世界會怎麼樣。好在這只是一個虛幻的假設，感謝上帝！
一、政改的迫切性
關於政改的迫切性我套用江澤民的一句話就可以說清楚︰再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將「亡黨亡國」。從中央政府到普通民眾基本都有這個共識，我就不必再贅述了。
需要說明的是，政改的發生不是必然的，而是偶然的，這偶然取決與能左右中國命運的人的智慧、胸懷和勇氣。
二、政改對經濟的意義
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進行了二十多年，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一定的」這個定語其實遠比「驚人的、翻天覆地的」一類詞要準確。我們衡量中國的經濟發展不能只盯著上海、深圳這樣的「招牌」城市沾沾自喜，上海只能代表上海，代表不了更多的發展緩慢甚至裹足不前的其它不發達城市。同樣，我們不能說華西村代表了中國農村的經濟發展。這無疑是一葉障目。我無意抹殺經改的成就，不過我始終認為，把目光的重點放在問題上並努力解決問題要比躺在成就上晒太陽要明智百倍。
事實上，中國的經濟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固然很大，但絕不是「驚人的」（深圳就其自身來說是驚人的，但如上所述，深圳代表不了整個中國），否則下面這兩組數據恐怕會「驚死」你──中國八十年代初人均年收入是200美元，經過二十年的發展之後，這個數字變成了800美元（暫且不去理會這個數字的水分），增長了四倍。而韓國六十年代初的人均收入是83美元，十六年後這個數字就變成了1790美元！增長了二十多倍！如果四倍能「驚人」，那麼二十倍是不是能把人「驚死」？雖然這不是同一時間段的對比，但是，同樣是經濟大發展的二十年，我們的成就卻遠遠比不上韓國人。
不，我不是想否定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就，只是認為我們必須要有足夠的、清醒的認識。這種認識也不僅限於對問題的關注。昨晚央視《對話》採訪的是惠普女掌門卡莉女士，節目的最後，主持人以卡莉最喜歡的一句名言作為結束語︰我們看不到自身存在的問題並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我們看不到自己身上的巨大的潛能（大意如此）──納爾遜．曼德拉。
我們中國就是蘊育著巨大潛能的國家，這個潛能遠遠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揮。其原因在於政治體制改革的落後了制約經濟的巨大發展。更準確點說，我個人認為，政治體制改革，司法體系及社會信用體系相對滯後的建立與發展，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大障礙，而「命門」就是政改，點開這個命門，我們的巨大潛能才有可能得到發揮，我們中國也完全可以取得比過去二十年更令人嘆服的成就。
是不是一「政改」、一「民主」，經濟就會迅速發展呢？不是的。我甚至認為可能會出現相反的情形，由於政改會將一些社會問題引發，比如國企的問題，在政改初期，國民經濟可能會發展極其緩慢，在某些領域還可能停滯不前甚至是倒退。
如果一個民主制度國家不按經濟規律辦事，一樣會導致經濟危機的發生。如泰國、韓國在金融危機中蒙受了巨大的損失，原因在哪裡？政府對經濟的政策導向發生了一定的偏差，這種偏差並不會立竿見影，相反在某些時段，蓬勃的經濟發展往往會讓人們忽視這偏差所埋下的禍根，而認為不良資產的產生在經濟的迅速發展中是不可避免的。無獨有偶，歐美這些發達國家上世紀初也發生過波及全球的經濟危機。原因在哪裡？在於政府對經濟過熱沒有足夠的經驗、沒有系統的經濟學理論做指導，也沒有完善的司法桎梏規範市場行為。西方發達國家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裡也是不斷地在失敗與挫折中學習與進步的，他們的政治理論與經濟理論也在逐步的完善、科學化。
前天看了一文《重新評價六四》，該文作者將東南亞金融危機歸咎於民主制度是一種張冠李戴，扣錯帽子了。民主制度本身沒有錯，錯的是政府的經濟政策有問題。
三、穩定壓倒一切
我知道有不少人比較反感這句話，之所以反感是因為有些人在南轅北轍。其實這話說的非常在理，只是好經被歪嘴和尚一念就全變味了，這些「歪嘴和尚」維持的「穩定」通常是以壓制、打擊為手段，扼殺民眾的正當訴求，而這種訴求往往已經關乎到民眾的生死存亡了，可想而知，即使通過高壓手段獲得了暫時的所謂「穩定」，但卻埋下了更大的隱患，這種隱患絕不會自行消除，只會不停地積聚，直至在壓制終會失效的那一刻爆發，這種爆發極具破壞力，我們對其並不陌生，中國歷史上所有的農民起義都是這樣的爆發。
有人說，「六四」若推後五到十年發生，結果就會截然不同。這話決不是危言聳聽，但我個人絕對不希望這樣的事情發生，那將是一場災難。假設中共政府真的被顛覆了，必將出現「權力真空」，而我們中國並沒有其他真正有實力的團體能夠控制住局面，所以，錯綜複雜的權力之爭將是不可避免的，手握槍桿子的軍人決計不會作壁上觀，他們的叁與是必然的，甚至可能引發內戰，十三億人陷於水火刀槍之中不僅對中國是場災難，對整個世界也同樣是災難。
而民眾就像股市裡的散戶，根本左右不了局勢，有人說假如散戶齊心協力、統一行動，就可以打敗任何一個莊家，可誰都知道，在股市裡統一散戶不過是痴人說夢。
用散戶來類比一下民眾，也是一樣的道理。
能避免這樣的災難發生的，只有中共，但前提必須是──
1、對形勢有足夠的認識；2、對政改有足夠的決心；3、對政改有足夠的能力。三者缺一不可。
四、政改必須舉重若輕、循序漸進。
中國在二十年的發展過程中，取得了一定成就的同時，也造就了一堆很嚴重的社會問題，如權力尋租導致的官員腐敗（我認為腐敗有三個主要表現形式，即︰鯨吞、蠶食與不作為），貧富差距的加大導致兩極分化，司法系統的孱弱，社會道德的墮落等。解決這些問題都蘊含著極大的風險，隨著政改的進行，這些問題都將跳出來引發社會的波動，這種波動是絕對不可避免的，諸多社會矛盾也只有通過這種波動來逐步的化解。如何釋放這些社會矛盾所具有的巨大能量，是非常之艱鉅的。倘若稍有不慎，讓這些能量一下子統統釋放出來，中國必亂。所以中國的政改絕對不能「快刀斬亂麻」，必須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中共必須有能力舉重若輕，否則，政改失敗同樣會導致中國的災難。
無奈的是，從「人治」向「法治」進步的過程中，我們必須依賴「人治」，必須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必須有強權的領導人。聽起來很自相矛盾是不是，但我想不出會有別的辦法可以實現在相對穩定、安全的情況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
想想確實沒有比這更令人感到無奈的事情了。
五，半民主制度
讓我把這些無奈暫時放在腦後，不去想它。對於具體的操作步驟，我也有一些想法。
首先，需要造就一個「半民主」的制度，即民主的人大與不完全民主的政府並存。（這是我的杜撰）
官員腐敗可以說是目前最突出的問題，不妨從這裡下手，因為近幾年的反腐工作雖不能說從根本上解決了這一痼疾，但是起碼造就了一種良好的反腐的社會氛圍，繼續深化反腐工作是民心所向，而獲得民心是保證穩定的重要條件。進行反腐的同時，必須保證新官員不能繼續腐敗，辦法只有一個──監督。誰來監督？人大和司法。人大和司法本來就具備這樣的職能，但是由於我們的體制本身所固有的問題，其監督作用遠遠沒有發揮出來。欲矯正體制上的先天不足，對於人大來說，必須走的一條路是民眾直選人大代表。對於司法來說，也有一條路必須要走，那就是司法獨立。
先說人大的選舉。就像我前面說到的，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是有一定風險的，所以我不主張全國人大也叁與進來，應從省級及以下開始。民選的代表最初至少要佔據半數以上的席位，最終逐步形成全部直選。議長可先由政府提名議會投票通過來產生，再逐步向民眾選舉議長過渡，或者乾脆弱化議長的權力，讓議長只是主持議會，記錄討論、投票結果，把決定權完全交給議員的選票。
政協的選舉也一樣，並且要並入人大，形成上院與下院的格局，下院的民選代表比例應明顯高於上院，將監督權分配開來，人大可著重立法、監督政府，政協可著重監督司法。總之一個原則是不能由某一個機構掌握過多過大的權力。對於組成政協的各民主黨派，必須允許其有自由發展、合併的自由，必須用憲法保證其叁政的權力。
省市級領導的選舉、全國人大代表的選舉也暫時繼續由民選的人大來進行，如果條件成熟，可以實行公開競選，使民眾瞭解候選人，並可以向他們所選的議員反饋自己的意願，由於人大代表有半數是民眾直選的，相信「舉手代表」、賄選、監督乏力、政治透明度不高等現象會有所好轉。
對於政府，不但要進行有效的監督，更要削弱政府的權力，我們現在的政府所掌握的權力過大，範圍太廣，加之目前社會普遍的「拜權」思想，很多官員只要高喊著發展經濟等一些口號就幾乎可以為所欲為，這是很危險的，事實上我們已經知道這有多危險了。另外，隨著中國十一月加入WTO後，政府對市場的干預行為必須符合國際準則，我們的政府其實並沒有別的選擇。
是的，「半民主」是一種妥協，但我認為，欲控制社會矛盾，讓其「能量」逐步釋放（絕不能爆發），就必須要有這樣的妥協。這種妥協是「官」與「民」之間一個不可或缺的緩衝。
六、司法獨立
司法的獨立是依法治國的前提。目前我們的司法是依附於政府的，這就削弱了司法的公正性與不可替代性。但是在「半民主」體制下，司法不能完全獨立於中央政府，換言之，這裡面要有人治的成分在其中。
民間有這樣的傳言──現在被法辦的貪官只是冰山一角。
說到這裡，讓我先講講謝晉的電影《鴉片戰爭》中的一個情節──林則徐到廣州赴任後，質問所有的官員，有誰敢站出來說自己沒有拿過煙商的一兩賄銀，「當受我林某三拜」。這樣的人只有一個，關天培。後來有個煙商為了保命，將自己賄賂官員的帳本交給林則徐，上面記載了絕大多數官員受賄的事實。林則徐見之不喜反怒，說︰「你難道讓我把廣州的官員都抓起來殺了嗎？那誰替我禁絕煙患？你居心何在？！」隨後，他又當著兩個要員的面，將這帳本斥之為栽贓陷害、挑撥離間之物，並丟進火盆裡付之一炬。兩要員從此歸附林則徐，做起事來也無後顧之憂。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歷史事實。不過，如果民眾的那個傳言屬實的話，我們的司法恐怕必須要學一學林則徐了。
（又自相矛盾了是不是？）
另外，政改有幾個非常棘手的難題，如，30％的不良貸款怎麼處置？機構臃腫、體制僵化的大多數國企如何改制？軍隊如何國有化？軍界裡的違法軍人如何懲治等。這些問題的存在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解決起來也如抽絲剝繭，有的甚至無法解決，只能由全體公眾去分擔消化掉。
暫時就先說到這裡吧，這麼大的一個問題，讓我這小人物想的腦子都有點亂了。
祝福中國，龐克，2001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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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友意見:
江澤民已經明確表態︰1，中國不會實行「三權分立」（在一次同民主黨派代表的座談會上）---這樣，你所盼望的「司法獨立 」是不可能的了； 2，中國不能進行「直選國家領導人」（在一次接受美國記者的採訪時）---這樣，你想先通過民主選舉全國人大代表的想法又要落空，因為一旦這些代表都是直接民選，他們就很可能要提出根據人民的意願選舉國家領導人的要求，而共產黨肯定又不會答應，所以你的這個設想又未免天真。
實現民主制度，是一個長期而艱難的過程，如果共產黨能夠發揮作用，當然是中華民族的幸事，並且自己也可以在烈火中再生；但是共產黨已經明確的拒絕了這些可能性，那麼民主制度最好的途徑是什麼呢---和平演變！相對於暴力來說，這是破壞程度最輕的社會革命了---我對於靠共產黨來實現民主制度，已經徹底失去希望---正如同靠慈禧太后來實現「憲政」一樣，可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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