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1-12-30 18:43:00作者：
前幾天看到1929年6月9日登在《華北日報》上一篇文章。一個叫李長植的讀者寫了一篇《讀〈魯迅在廣東〉》。他借用魯迅先生的話說：「有聲的發聲，有力的發力」，這是我們的責任；「不怕幼稚，不怕挨罵」，這是我們必須有的勇氣；「40年」長久的時間，那是相當的忍耐和毅力。
現在讀來，這位李長植的讀後感仍然在我們耳邊響起，仍是那麼的熟悉和迫切。「40年」過去了，應該是1969年。可是，再加上32年，跨了世紀了──魯迅先生的「對於家法社會封建思想的肉搏」還在繼續進行；「有聲的發聲，有力的發力」仍然是我們呼喚的責任；「不怕幼稚，不怕挨罵」，仍然需要相當的忍耐和勇氣。
現在讀來，這位李長植的讀後感仍然在我們耳邊響起，仍是那麼的熟悉和迫切。「40年」過去了，應該是1969年。可是，再加上32年，跨了世紀了──魯迅先生的「對於家法社會封建思想的肉搏」還在繼續進行；「有聲的發聲，有力的發力」仍然是我們呼喚的責任；「不怕幼稚，不怕挨罵」，仍然需要相當的忍耐和勇氣。
最近在上海，一位大學二年級的學生問我：1989年時，學生到底為什麼要鬧學潮呢？我說，因為胡耀邦去世了，需要有活著的人繼續發出聲音。他若有所思地說：「胡耀邦？好像名氣蠻大的嘛。」還有一位研究生，也問道：「1989年到底是怎麼回事啊？我當時才7歲……」
是啊，我怎麼向這位當時才7歲、而如今卻是跨世紀人才的研究生解說「1989」的事情呢？
不只在校園，在社會上，在知識份子雲集的新聞單位、企業、機關、律師事務所等，人們同樣會發出這樣那樣的疑問。中共封鎖消息、掩蓋真相固然矇蔽了人們的眼睛，可是「1989」畢竟才過去10年多一點點啊，怎麼就可能就已經變成了一個神秘的「歷史之迷」呢？
有些因「1989」而遭到關押的民運人士，至今仍在關注，在思考，在交流。但這交流的圈子越來越小：人們早已不關心留在這些人身上的傷痛，好像，「1989」只是民運人士的「89」，只是海外流亡份子的 「89」，與自己沒有多少關係。也有些好奇之人，只是瞭解、瞭解，和「看客」們差不了多少。
還有一種情況，就是出於對「民主」的無知和理解的偏差，認為「民主」就是搞群眾運動，就是搞動亂，就有可能讓他們過不上安穩的日子，擾亂「小富即安」的現狀，因此而對「民主運動」和「民主份子」產生反感和厭惡。他們會生氣地說：「別跟我談民運！」好像 「民主」就是一種會帶來災難的瘟疫似的。
孫伏園先生1924年寫過一篇文章《關於魯迅先生》，提到「藥」時，他說，「有一位很研究文學的先生，卻沒有懂得『藥』好處──你要吃群眾的肉，群眾便為你祝福；你要為群眾求福，群眾便吃你的肉。這是人類的大悲劇。」
孫先生所說的這個「人類的大悲劇」，今天看來，不仍然是個大悲劇嗎？
《議報》chinaeweek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