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始，他們紅衛兵沒當幾天即隨著他們老子倒運，成了人人喊打的「狗崽子」，其社會地位一度甚至不如中共的革命對象「地、富、反、壞、右」的子女。所以鄧小平實際上否定了毛澤東以後，「文革」中的落難經歷成了他們紙醉金迷甚至無惡不作的藉口，從事官倒的理由和從政的資本。這一代高幹子女中，因為看透了社會現實的黑暗，看透了人生前景的悲哀，甚至也看透了共產黨政權的無望而走向墮落者為數最多。就整體而言，他們對金錢的貪婪超過獲取權力的慾念，所以他們更多地在經濟舞台上表演，在商海中弄潮。
中共「十四大」上，「太子黨」並沒有如外界此前所傳言的那樣大規模進入中央委員會。境外媒體便有了「太子黨」全軍覆沒之說，繼而又言「太子黨」從政不成，轉而入商界求發展，典型如鄧小平之子鄧質方(四方公司)、陳雲之女陳偉力(中創公司)、王震之子王軍(中信公司)、榮毅仁之子榮智健(香港中信公司)、薄一波之子薄熙成(六合公司)、李鵬之子李小鵬(華能公司)、葉選平之子葉新福(香港萬信公司)、陳毅之子陳曉魯(北京標準國際公司)、張愛萍之子張品(新時代公司)、烏蘭夫之子烏可力(長城工業公司)、彭真之女傅彥(富利公司)、宋任窮之子宋克荒(北京置業公司)等等，有人還湊出個所謂「中國十大家族」。
中共部分「太子黨」縱橫商海牟取暴利，既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策體現，亦反映出相當多的「太子黨」對「紅色江山千秋萬代」毫無信心，急於趕在「末班車」上撈一把的世紀末心態。但這並不是新一代「太子黨」勢力的全部特徵。事實上，第三梯隊的「太子黨」成員並沒有因為在中共「十四大」上未能成為中央委員，便停止在政壇上謀取權位的努力，恰恰相反，他們正急速在黨、政、軍系統掌控儘可能多的實權。祗不過因為他們的職務尚還不需要通過黨的代表大會，亦不需要令全國人大會議表決，從而較少為媒體注意罷了。
毫無疑問，倘若說當一名現政權的統治者也是一種理想的話，中共高幹子女中沒有理想，甚至滑向墮落的紈褲者主要集中在「文革」中曾一度落難的這一代。倘若說繼承父輩遺志也是一種事業心和責任感之表現的話，中共高幹子女中對自己父輩用血汗換取的政權最沒有責任感的，也集中在這一代。他們身上既有高幹子女的驕蠻霸道，又沾染上社會下層的油滑善變。個人命運緊隨父母權勢升沉和改變這一刻骨銘心的經驗，使他們深知必須緊緊與老一輩人捆在一起不能分離。
不過，他們身上雖然沒有原則性、道德感和對馬列主義的偏執，但卻有著更多的貪婪和野心。他們組成各自為「政」的「沙龍」，他們「黨同伐異」，野心極大，培植勢力，有的則鑽入中樞，或當首長的秘書，或在職能部門任不顯眼卻掌實權的職務，有的則由政而商，還有的更可以像串門子似地在軍、政、商三界任意遊走，忽而西裝革履，忽而將校戎裝。
他們之中也不乏立志於一番事業者，並在各自部門取得了一定成就，其代表人物包括薄一波之子薄熙來(大連市市長)、習仲勛之子習近平(中共福建省委副書記)、鄧力群之子鄧英淘(經濟理論家)以及潘岳等等。
一九九一年，大陸出版了一本名為《共和國的第三代》的書，作者是薄一波之子薄熙成小學的同班同學楊帆。書中把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時的中、小學生們稱之為「共和國的第三代」。書中言道：這第三代人中，「幹部子女和知識份子子女、平民子女的關係，在一定程度上說，已經轉化為新興政治家、思想家和企業家的關係。」言下之意，幹部子女就必然是「政治家」。
據聞，這本書實際上由薄熙成授意寫成，被看作是中共「太子黨」的「新政綱領」的奏本之一。此書的內容等於坦率地承認了中共「太子接班」的現象，並勸告讀者應該認可這種現象。
應該說這「共和國的第三代」，即中共「太子黨」的第三梯隊在接班問題上，同他們的兄長相比是最不具備「合法性」的。他們在趁「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尚還可以繼續「垂簾聽政」的最後幾年裡，一方面是迫不及待地要躋身於權力高層，以免錯過這歷史給他們的最後一次機會，一方面還要拿出「自己的東西」，以彌補在「合法性」問題上的「先天不足」。
《共和國的第三代》一書中列出了十二條「新政綱領」，其中最主要的一條就是「強化執政意識，提高執政本領」，絕不能再繼續祗強調「無產階級政黨與剝削階級政黨不同的特殊性，而忽略作為執政黨、執政者所必須掌握的一般規律，即為無數人總結和研究出來的政治學、管理學、社會學、決策科學、人口學、經濟學、新聞學、心理學、行政學、法學所闡明的一般規律」，「把它們作為「剝削階級統治術」而一概排斥」。
書中還說：「新一代領導階層有必要達成共識，特別要處理好與知識份子的關係。在中國歷史上，長期出現「貴族化」和「儒家化」的鬥爭，而社會的最終穩定，是成功地用平等競爭的科舉制度，把知識份子吸引到統治階級方面來，這就擴大了政權的階級基礎和社會基礎。決不能認為某一個政權是可以離開政治家、思想家和企業家，排斥知識份子，「直接依靠廣大人民群眾」的。恰恰相反，祗有實現執政的科學化，才能制訂出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策來。」
由此可見，中共「太子黨」三個梯隊的不同特點，除了前文所述內容而外，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區別就是：第三梯隊吸收西方觀念最多。換言之：即第三梯隊的成員們最希望在中國大陸建立起一個實際上類似臺灣五至六十年代那樣的政體，即經濟上「搞活」；政治上「管死」。再準確一點說：就是讓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和老百姓自由程度回覆到一九四九年以前
的程度。
必須承認，第三梯隊成員中，有一部分人，如習近平、鄧英淘、薄熙來等由於畢竟曾同大陸社會最底層勞動人民有過較長一段時期的相濡以沫、同甘共苦的經驗，所以從中真正體味出了給老百姓以更多的實際利益是維持一個政權長期穩定之必須的道理。同時，其執政意
識也不乏以自己的德政救廣大中國大陸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的良心發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