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偏離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我們的社會對自然界態度的戲劇性變化。也許，從最古老的治療方式到最現代的醫療－－即從治病的草藥到致命的西藥的轉變，最能清晰地代表我們對自然界態度的變化。
草藥治療源於一個整體觀的傳統，此傳統認為不僅身體，而且心靈（或精神）也有治療的力量。不管是在配製還是在服用草藥的時候，人們往往同時行禱告、吟頌、唸咒或其它儀式。這類儀式通常被認為是草藥神奇力量的基本的組成部分。如果沒有這些儀式，藥就不會有療效。
如果說草藥治療是基於一種整體世界觀的話，西藥佔統治地位的現代醫療則是基於一種二元世界觀。整體觀尊重人體與大地的治療力量，現代西方醫學則是基於一種對自然的治療力量不信任的基礎之上。西方醫學的歷史是一場漫長的征服自然生命力的鬥爭，要剝奪自然的生命力。西醫認為給世界以生命的是邏各斯或奴斯(邏各斯（logos）：希臘語中指理性、理念；奴斯（nous）：希臘語中指心智、理性) ，而不是如人們過去相信的，是自然或偉大的神。漸漸地，人們不再認為生命的活力（包括治療的力量）是在於大地或身體這些「單純的物質」，而是在於「理性」、「科學的」心智。
促使早先那種世界觀走向消亡的兩種最重要的觀念，是培根和笛卡爾的哲學。笛卡爾的世界觀把征服自然的觀念推到其邏輯的極端－－即自然的死亡。活力論者相信一切生命皆有其不可化解的活力，笛卡爾則與此相反，相信自然是一架機器，沒有理性，也沒有靈魂。
征服自然的觀念和把自然視作機器的觀念有著密切的聯繫，它們成為了現代西方醫學的命脈。根據這種現代的、科學的觀點，疾病反映的是身體這架機器出了故障，有病時就需要修理這架機器。修理需要手術、藥物、器官移植等，而這些無論哪一種都得由具備專門知識、技術和技藝的人來做。只有醫生及其所使用的工具能修復這壞了的機器。
現代醫學既把人體視作一架機器，當然也就認為它得服從牛頓力學的因果律。根據這種觀點，疾病有一外在的「原因」，通常是病菌、細菌或其它微生物；要恢復健康，只需弄清引發疾病的病因並將其根除即可。根除病原的戰鬥一般用的是化學武器，而這些武器又是在另一條戰線上（即現代的研究實驗室）從自然那裡攫取到的。
今天，藥物已經成為西醫對疾病之戰的主要武器。西醫相信的不是自然的治癒力量－－如膏藥、植物和身體自身的治癒力量，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去進攻「疾病」。正如培根試圖以科學的工具去猛攻自然的城堡一樣，現代醫學也宣布了一場戰爭，這就是它對人體和整個自然界的戰爭。西醫不相信自然的治療力量，於是選擇用「穿透自然」的方法來取得療效。植物自身已不再被視作有價值，西醫是要把植物中功效最強的成份分離和提煉出來，並將其合成為化合物和藥物。自然成了一種資源，只有經過轉變後才能有用。
在西方醫學對疾病的戰爭中，人體成了主要的戰場。對癌症的「戰爭」中用的兩種武器－－氮芥與核幅射－－都曾在兩次世界大戰中被用作武器。在現代的醫學界，戰爭的術語隨處可見。例如，1971年的一份總統法令宣布了「對癌症的戰爭」；醫學界人士常常談論用一系列藥物及「神奇子彈」「瞄準」癌變的組織，對細胞進行「轟炸」。反過來，被稱作敵人的人也常被描述為癌變腫瘤或其它形式的疾病。最重要的，我們被告知只要從事生物醫學的科學家有足夠的經費，這場戰爭就一定會取得勝利。
但不足為奇的是，向癌症及其它疾病開戰的結果是受害者多於被治癒者。的確，西方醫學的戰爭心態使得醫療致死事件成為我們所生活的世界很常見的現象。在美國，處方藥已成為醫源性疾病的一個主要原因，每年致死的人數超過了因交通事故而死亡的人數。「根據FDA（食品和藥品管理局）的報告，1978年有150萬美國人由於藥物反應而住院治療（而這些藥是被認為有治療效果的）；住院的患者中約30%的由於治療而病情加重；美國每年服藥致死的人數估計為140,000。」藥物療法如此普遍，以至於60%的醫生治療普通的感冒都要用抗生素。不幸的是，許多藥的副作用幾年後才能顯示出來，使人們無法預料會出現的什麼樣的後果。
與醫療對我們發起進攻的同時，化學物質又在另一條戰線對我們的身體進行攻擊，那就是殺蟲劑、添加劑和其它化學藥品在不斷地污染水源、食物和空氣。大規模的化學進攻破壞了我們體內的「生態」，即我們天然的免疫系統－－而免疫系統實際上才是我們唯一真正的防禦。
本文系譯自 ">From Healing Herbs to Deadly Drugs: Western Medicine's War Against the Natural World"，見Judith Plant ed.， Healing the Wounds， 1989， pp.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