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2-04-09 05:16:00作者：
【看中國報導專稿】東北的大慶、遼陽、撫順等中國重工業基地發生工潮，是早已預料到的。而且如果共產黨極其控制的政府不檢討其經濟和政治政策的原因，無力減緩工潮發生的頻率和控制一定的規模，必將出現社會的政治動盪，長期下去必然會引起政治改革和共產黨的分裂。
與前蘇聯和東歐不同，中國工人階級不僅產生的歷史要短得多，其覺悟程度也遠不如蘇東。但儘管如此，蘇東和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經驗依然值得中國借鑒。
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實際上沒有依靠工人階級作為主要力量，因為歷史上的中國工人階級力量太薄弱、太分散，但是中國革命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部分，又不得不遵循共產主義運動原則，這就是要建立工人階級專政的國家，所以中國共產黨也必須打著工人階級政黨的旗號，帶領農民進行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革命，這就是中國共產黨進行共產主義運動的特色，農村包圍城市實質上就是農民革命，中國歷史上的農民革命都是實行的農村包圍城市，只不過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依然利用中國農民重複歷史罷了。
改革開放二十幾年來，中國經濟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這個發展主要是工業和第三產業的發展，農業儘管也有很大的發展，但是農業的GDP不能與工業相比較。工業的發展需要大量的廉價勞動力，這是資本本質的需要，就像西方工業革命一樣，為了適應工業和第三產業的迅猛發展勢頭，導致農民失去土地的中國式的「圈地運動」是必要的前提。由於失去土地或有限的土地不能養家餬口，迫使大量農民進城打工，使得中國工人階級力量日益壯大，而且這一趨勢將長期下去，尤其中國加入WTO以後，對農業的影響將加快這一進程。
中華民族的特點是，能吃苦耐勞，能忍辱負重，換句不好聽的話說，就是最具有奴役性。封建時期的農民革命，都是飢民的革命。只要有飯吃，中國人是不會造反的。另外一種特殊情況下，農民也不會造反，就是毛澤東實行的貧困共產主義，其中主要是以絕對平均主義為特徵。1958年大躍進其後造成的飢荒和餓殍遍野，沒有引發農民暴動，原因之一就是毛澤東的絕對平均主義。社會沒有貧富懸殊的兩大階級對抗，農民造反失去了對象，當然不會造反。
同樣，中國工人階級只要有飯吃，一般也不會造反。大慶、遼陽、撫順等東北地區發生工潮，也是首先由於吃飯問題亦即生存問題引起的。歷史賦予資本改變中國的使命，資本力量崛起將吞噬幾乎所有的國營企業，而這些國營企業的工人群體與新興的資本家企業的工人群體不同，前者曾經是國家的主人（最少形式上的或意念上的），是通過血汗建立起的以為是可以依賴終生的企業群體，雖然他們缺乏民主自由意識，但是他們還存有共產主義的回味，還留戀大鍋飯時代，還對共產黨存有幻想；後者自身就認為是被奴役者，後者群體是年輕的群體，開始工作就不是大鍋飯，很多還是農民進城打工群體，既沒有民主自由和自身權利意識，也沒有共產主義主人和大鍋飯的烙印，是順其自然和強制適應的群體，他們自身的保護主要是依靠法律的保護，廣東和江浙一帶富裕地區就是後一種狀況。
農民進城形成的打工一族與本來的城市工人不同，前者本來就沒有鐵飯碗，一旦失業，大不了回家繼續當農民種地，多少有一些迴旋餘地；而後者相當一部分習慣了大鍋飯，一旦失業，沒有退路，只能靠救濟和社會保障；前者在心態上，本來就覺得身份低城裡人三分，原來在農村就是受苦的，進城打工的收入已經比鄉下高多了，同時，對社會腐敗漠不關心，認為與己無關，容易滿足現狀；後者在心態上，尤其是國有企業的工人，認為共產黨拋棄了他們，出賣了他們，是企業共產黨官僚腐敗造成了企業破產和他們失去鐵飯碗，心裏上不平衡，對社會的不平等現象產生強烈的逆反心理，渴求社會制度變革。
工人們眼看著共產黨官僚和資本家驕奢淫逸的生活，而他們連最起碼的生存權利都不能保障，這種強烈的反差，引起工人的強烈不滿，就產生深刻的社會階級矛盾。海涅在一首詩中感嘆：
富有的人，他很快
會變得更加富有。
誰只有少許，這少許
也將被人奪走。
如果你什麼也沒有，
唉，就讓你被埋葬－－
窮人呵，生存的權利
只有有錢人才能保障。
貧富懸殊是專制權力為了自己物質利益造成的必然現象，這一現象不僅僅知識份子去研究思考，工人更直接在思考中做出具體反應，對社會，對政治，對共產黨統治的思考，會產生新的思想。就像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所說：「……新的思想開始激發人們的大腦；壓迫驅使人們去探索。人們看到，從人民身上敲詐來的大筆財富不是用於促進實現國家的目的，而是毫無節制地被大肆揮霍。整個政治制度表現為一種違反正義的集合體。」工潮的發原因已經不完全是物質利益的驅使，已經表現為對社會不公正的不滿，對貪污腐化的國家權力憤怒。
從目前看，東北地區的工潮還不至於引起國家政治動亂，因為工人沒有政治目標，只能通過示威，引起高層共產黨重視，解決最基本的物質生活問題。但是東北地區的工潮，可能會產生骨牌效應，撫順剛剛出現的工潮就是大慶、遼陽工潮的骨牌效應。相信共產黨必定下令各級黨組織和政府全力制止工潮的蔓延。可是共產黨的妥協，同樣回產生骨牌效應，工潮鬥爭的勝利必將鼓舞工人反抗精神，東北工潮因此還將發展下去。
工潮不會引起罷工浪潮，因為工潮本身就不是就業的工人進行的。而且工潮主要發生在採礦業、石油和鋼鐵業、大型製造業和紡織業等工人在數量上集中的地區，重工業集中的城市最容易發生工潮，這些地方失業工人在數量上佔有相當的比例，會引起社會共鳴。南方富裕城市也有工潮，如深圳、廣州、東莞經常出現工潮，但性質不同。這些地方的工潮一般發生在個別的私人企業，而不是國有企業。這些工潮是因為拖欠工資或者是嚴酷的剝削壓榨引起，一般不是因為失業引起工潮。南方城市更注重法律作用，如深圳律師周立太為貧苦工人打官司，屢戰屢勝，引起當局不安。當然政府有財政能力解決工潮，往往不會讓工潮形成規模，加上深圳比較注重工人的保險，相對來說工人還多少有一些保障。但是，中國國有重工業主要集中在北方，失業工人也主要集中在北方，北方的工潮在北方地區會引起社會共鳴。如果連綿不斷的工潮蔓延，就會震撼共產黨的統治，甚至如果從長時期看來，將會首先引起共產黨分裂。
為什麼會這樣說？前蘇聯和東歐社會政治變革，決不是學生運動引發的，大都是工人運動或新興的政治力量依靠工人階級力量完成的。波蘭的團結工會更是由工人運動直接形成政黨政治力量，俄羅斯的葉利欽也是依靠工人的支持。這種經驗性社會變革遲早也同樣會在中國發生。只是我想，中國軟弱的知識份子難以形成政治力量，而工人運動又不得不需要自己的政治組織和參謀代言人，應運而生的必然是共產黨內的反對派。對於工潮，共產黨內必然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和勢力，一種是維護新興的官僚權力資產階級利益和依附於共產黨的新興資本家階級利益的勢力，另一種是為緩和社會矛盾而部分維護工人生存權利的勢力。雖然其中有權力鬥爭的因素，但這種鬥爭有利於維護工人階級利益，並且因此可能會導致民主制度的建立。
從這次對付大慶、遼陽的工人示威的手段看，共產黨也接受了六四開槍鎮壓的教訓，認識到武力鎮壓工潮，可能會引起更大的負面效果。六四使用坦克鎮壓，實際上也造成了共產黨的分裂，畢竟存在反對武力鎮壓的共產黨派別。中國軍隊的覺悟很重要，看到六四鎮壓畫面，感到解放軍士兵對手無寸鐵的人民沒有同情感，甚至很憤怒。士兵的覺悟低是一方面，大概也有這樣一方面，就是士兵大都來自農村，本來就對城市人有一種仇視或嫉妒心理，開槍時真的朝人群開槍。但在波蘭，在俄國，在羅馬尼亞等，很難想像。在他們國家，軍隊可能會拒絕開槍，或者向天開槍。如果他們發生像1989年天安門那樣的事件，必然會導致政府垮臺，必然會導致共產黨的大分裂。我們可以想像中國的解放軍士兵已經不是1989年以前的士兵，他們覺悟肯定有了極大的提高。共產黨可能要學習南韓，在對付示威群眾時，放棄使用機關鎗，而改為催淚瓦斯、水槍、胡椒粉和膠棒，最多使用橡皮子彈。
用「胡蘿蔔加大棒」來對付工潮，是共產黨政權只能使用的唯一手段。這次遼陽工潮領袖被逮捕，就是要證實共產黨政權決心鎮壓工潮，把可能形成的工人運動消滅在萌芽狀態，防止進一步蔓延。最讓共產黨頭痛的就是農民和城市失業工人的基本生活，所以共產黨也不得不採取措施。一方面繼續打擊官員的貪污腐化，另一方面動用大量的財政資金，解決失業工人的救濟。多維新聞社原引香港《文匯報》消息說，中國國務院總理朱鎔基最近透露，中央為保障城市貧困線以下的群眾生活，下了大決心，中央財政撥款今年比去年翻了一番，達到四十六億元。同時，朱鎔基痛責地方官僚腐敗，漠視城市下崗職工問題。這裡暗示，失業工人鬧事是地方政府腐敗的原因，政治改革迫在眉睫。
對於今後可能發生的大規模工潮，從開始對生活保障的企求將會發展成為對政治的企求，如要求成立獨立的工會組織等，共產黨必定鎮壓。不管以什麼方法鎮壓，都會一次一次引起共產黨內部不同派系和觀點的爭拗，促使共產黨在政治上進行改革，結果必將導致共產黨的分裂。共產黨的分裂是中國民主政治制度建立的前提。
與前蘇聯和東歐不同，中國工人階級不僅產生的歷史要短得多，其覺悟程度也遠不如蘇東。但儘管如此，蘇東和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經驗依然值得中國借鑒。
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實際上沒有依靠工人階級作為主要力量，因為歷史上的中國工人階級力量太薄弱、太分散，但是中國革命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部分，又不得不遵循共產主義運動原則，這就是要建立工人階級專政的國家，所以中國共產黨也必須打著工人階級政黨的旗號，帶領農民進行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革命，這就是中國共產黨進行共產主義運動的特色，農村包圍城市實質上就是農民革命，中國歷史上的農民革命都是實行的農村包圍城市，只不過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依然利用中國農民重複歷史罷了。
改革開放二十幾年來，中國經濟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這個發展主要是工業和第三產業的發展，農業儘管也有很大的發展，但是農業的GDP不能與工業相比較。工業的發展需要大量的廉價勞動力，這是資本本質的需要，就像西方工業革命一樣，為了適應工業和第三產業的迅猛發展勢頭，導致農民失去土地的中國式的「圈地運動」是必要的前提。由於失去土地或有限的土地不能養家餬口，迫使大量農民進城打工，使得中國工人階級力量日益壯大，而且這一趨勢將長期下去，尤其中國加入WTO以後，對農業的影響將加快這一進程。
中華民族的特點是，能吃苦耐勞，能忍辱負重，換句不好聽的話說，就是最具有奴役性。封建時期的農民革命，都是飢民的革命。只要有飯吃，中國人是不會造反的。另外一種特殊情況下，農民也不會造反，就是毛澤東實行的貧困共產主義，其中主要是以絕對平均主義為特徵。1958年大躍進其後造成的飢荒和餓殍遍野，沒有引發農民暴動，原因之一就是毛澤東的絕對平均主義。社會沒有貧富懸殊的兩大階級對抗，農民造反失去了對象，當然不會造反。
同樣，中國工人階級只要有飯吃，一般也不會造反。大慶、遼陽、撫順等東北地區發生工潮，也是首先由於吃飯問題亦即生存問題引起的。歷史賦予資本改變中國的使命，資本力量崛起將吞噬幾乎所有的國營企業，而這些國營企業的工人群體與新興的資本家企業的工人群體不同，前者曾經是國家的主人（最少形式上的或意念上的），是通過血汗建立起的以為是可以依賴終生的企業群體，雖然他們缺乏民主自由意識，但是他們還存有共產主義的回味，還留戀大鍋飯時代，還對共產黨存有幻想；後者自身就認為是被奴役者，後者群體是年輕的群體，開始工作就不是大鍋飯，很多還是農民進城打工群體，既沒有民主自由和自身權利意識，也沒有共產主義主人和大鍋飯的烙印，是順其自然和強制適應的群體，他們自身的保護主要是依靠法律的保護，廣東和江浙一帶富裕地區就是後一種狀況。
農民進城形成的打工一族與本來的城市工人不同，前者本來就沒有鐵飯碗，一旦失業，大不了回家繼續當農民種地，多少有一些迴旋餘地；而後者相當一部分習慣了大鍋飯，一旦失業，沒有退路，只能靠救濟和社會保障；前者在心態上，本來就覺得身份低城裡人三分，原來在農村就是受苦的，進城打工的收入已經比鄉下高多了，同時，對社會腐敗漠不關心，認為與己無關，容易滿足現狀；後者在心態上，尤其是國有企業的工人，認為共產黨拋棄了他們，出賣了他們，是企業共產黨官僚腐敗造成了企業破產和他們失去鐵飯碗，心裏上不平衡，對社會的不平等現象產生強烈的逆反心理，渴求社會制度變革。
工人們眼看著共產黨官僚和資本家驕奢淫逸的生活，而他們連最起碼的生存權利都不能保障，這種強烈的反差，引起工人的強烈不滿，就產生深刻的社會階級矛盾。海涅在一首詩中感嘆：
富有的人，他很快
會變得更加富有。
誰只有少許，這少許
也將被人奪走。
如果你什麼也沒有，
唉，就讓你被埋葬－－
窮人呵，生存的權利
只有有錢人才能保障。
貧富懸殊是專制權力為了自己物質利益造成的必然現象，這一現象不僅僅知識份子去研究思考，工人更直接在思考中做出具體反應，對社會，對政治，對共產黨統治的思考，會產生新的思想。就像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所說：「……新的思想開始激發人們的大腦；壓迫驅使人們去探索。人們看到，從人民身上敲詐來的大筆財富不是用於促進實現國家的目的，而是毫無節制地被大肆揮霍。整個政治制度表現為一種違反正義的集合體。」工潮的發原因已經不完全是物質利益的驅使，已經表現為對社會不公正的不滿，對貪污腐化的國家權力憤怒。
從目前看，東北地區的工潮還不至於引起國家政治動亂，因為工人沒有政治目標，只能通過示威，引起高層共產黨重視，解決最基本的物質生活問題。但是東北地區的工潮，可能會產生骨牌效應，撫順剛剛出現的工潮就是大慶、遼陽工潮的骨牌效應。相信共產黨必定下令各級黨組織和政府全力制止工潮的蔓延。可是共產黨的妥協，同樣回產生骨牌效應，工潮鬥爭的勝利必將鼓舞工人反抗精神，東北工潮因此還將發展下去。
工潮不會引起罷工浪潮，因為工潮本身就不是就業的工人進行的。而且工潮主要發生在採礦業、石油和鋼鐵業、大型製造業和紡織業等工人在數量上集中的地區，重工業集中的城市最容易發生工潮，這些地方失業工人在數量上佔有相當的比例，會引起社會共鳴。南方富裕城市也有工潮，如深圳、廣州、東莞經常出現工潮，但性質不同。這些地方的工潮一般發生在個別的私人企業，而不是國有企業。這些工潮是因為拖欠工資或者是嚴酷的剝削壓榨引起，一般不是因為失業引起工潮。南方城市更注重法律作用，如深圳律師周立太為貧苦工人打官司，屢戰屢勝，引起當局不安。當然政府有財政能力解決工潮，往往不會讓工潮形成規模，加上深圳比較注重工人的保險，相對來說工人還多少有一些保障。但是，中國國有重工業主要集中在北方，失業工人也主要集中在北方，北方的工潮在北方地區會引起社會共鳴。如果連綿不斷的工潮蔓延，就會震撼共產黨的統治，甚至如果從長時期看來，將會首先引起共產黨分裂。
為什麼會這樣說？前蘇聯和東歐社會政治變革，決不是學生運動引發的，大都是工人運動或新興的政治力量依靠工人階級力量完成的。波蘭的團結工會更是由工人運動直接形成政黨政治力量，俄羅斯的葉利欽也是依靠工人的支持。這種經驗性社會變革遲早也同樣會在中國發生。只是我想，中國軟弱的知識份子難以形成政治力量，而工人運動又不得不需要自己的政治組織和參謀代言人，應運而生的必然是共產黨內的反對派。對於工潮，共產黨內必然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和勢力，一種是維護新興的官僚權力資產階級利益和依附於共產黨的新興資本家階級利益的勢力，另一種是為緩和社會矛盾而部分維護工人生存權利的勢力。雖然其中有權力鬥爭的因素，但這種鬥爭有利於維護工人階級利益，並且因此可能會導致民主制度的建立。
從這次對付大慶、遼陽的工人示威的手段看，共產黨也接受了六四開槍鎮壓的教訓，認識到武力鎮壓工潮，可能會引起更大的負面效果。六四使用坦克鎮壓，實際上也造成了共產黨的分裂，畢竟存在反對武力鎮壓的共產黨派別。中國軍隊的覺悟很重要，看到六四鎮壓畫面，感到解放軍士兵對手無寸鐵的人民沒有同情感，甚至很憤怒。士兵的覺悟低是一方面，大概也有這樣一方面，就是士兵大都來自農村，本來就對城市人有一種仇視或嫉妒心理，開槍時真的朝人群開槍。但在波蘭，在俄國，在羅馬尼亞等，很難想像。在他們國家，軍隊可能會拒絕開槍，或者向天開槍。如果他們發生像1989年天安門那樣的事件，必然會導致政府垮臺，必然會導致共產黨的大分裂。我們可以想像中國的解放軍士兵已經不是1989年以前的士兵，他們覺悟肯定有了極大的提高。共產黨可能要學習南韓，在對付示威群眾時，放棄使用機關鎗，而改為催淚瓦斯、水槍、胡椒粉和膠棒，最多使用橡皮子彈。
用「胡蘿蔔加大棒」來對付工潮，是共產黨政權只能使用的唯一手段。這次遼陽工潮領袖被逮捕，就是要證實共產黨政權決心鎮壓工潮，把可能形成的工人運動消滅在萌芽狀態，防止進一步蔓延。最讓共產黨頭痛的就是農民和城市失業工人的基本生活，所以共產黨也不得不採取措施。一方面繼續打擊官員的貪污腐化，另一方面動用大量的財政資金，解決失業工人的救濟。多維新聞社原引香港《文匯報》消息說，中國國務院總理朱鎔基最近透露，中央為保障城市貧困線以下的群眾生活，下了大決心，中央財政撥款今年比去年翻了一番，達到四十六億元。同時，朱鎔基痛責地方官僚腐敗，漠視城市下崗職工問題。這裡暗示，失業工人鬧事是地方政府腐敗的原因，政治改革迫在眉睫。
對於今後可能發生的大規模工潮，從開始對生活保障的企求將會發展成為對政治的企求，如要求成立獨立的工會組織等，共產黨必定鎮壓。不管以什麼方法鎮壓，都會一次一次引起共產黨內部不同派系和觀點的爭拗，促使共產黨在政治上進行改革，結果必將導致共產黨的分裂。共產黨的分裂是中國民主政治制度建立的前提。
2002年3月26日草
2002年4月4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