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種政治價值
這件事情很有意思，它是自由和權威兩種政治價值對決，最終達成一種代價最小的調和：堅持自己信仰的軍官選擇退場，以色列軍隊依然在戰鬥。這種事如果發生在巴勒斯坦軍隊或中國軍隊裡，便可能是另外的結局：該軍官會以叛國罪論處。因為他動搖軍心，「毀我長城」。人們都知道，在中東和中國，權威的價值至今仍然是至高無上的。對於普通中國人來說，他們對權威的依賴甚於對自己的自主。我還記得1976年那個悲痛年份，周恩來、毛澤東先生逝世時，全國痛哭，天下淚城，真正是如喪考妣，似乎天柱折，地維絕，幾乎所有人都沒著沒落。當時人們最彷徨的，用米蘭.昆德拉的話說，是難以承受生命之輕。
有三種政治價值在歷史上相互衝突，但缺少其中任何一種，人類的政治都不完美，都有緻命缺陷，甚至會導致混亂和災難。這三種價值是權威、自由和平等。一個只崇尚權威的政體，必然是極端專制政體，這種政體的日常工作便是製作罪惡。雖然權威如此可惡，但沒有它便沒有秩序，所以它是一切政體的必要組成價值，或者說是基礎價值。它不在場，不會有任何政體，除非你將無政府主義也稱為一種政體。一個只體現自由或平等價值的政體，只能是無政府主義。這就是為什麼西方所有的契約論者，無論是崇尚權威的霍布斯，崇尚自由的洛克，還是崇尚平等的盧梭，都必須讓個人與社會簽訂契約，將全部或部分個人自由或權利轉讓給政府，以結束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或「自然狀態」，建立必要的社會政治秩序。美國著名政治學家亨廷頓說，人類在沒有自由的狀態下生活了幾千年，但如果沒有權威，一天也不能生存。這是相當精闢的。
平等的奴僕
於是，問題便成了在人類各種政體中，那種政治價值佔優先地位。權威價值至上的政體是君主政體，自由價值至上的政體是貴族政體，平等價值至上的是雅各賓政體，當代共產主義政體的前身，它來源於被誤用到大國的盧梭理論。你可以看到，這三種政體中的任何一種，都不是我們今天想要的。一種價值至上不行，只要其中兩種價值，比如說權威與平等，貶黜第三種價值－－自由，行不行呢？也不行。這是近代法國大革命和當代共產主義革命過程中發生的問題。托克維爾說過，在大革命過程中，法國人「終於拋棄了他們的最初目的，忘卻了自由，只想成為世界霸主的平等僕役」。他斷定，「只要平等與專制結合在一起，心靈與精神的普遍水準便將永遠不斷地下降。」這也正是經過共產主義革命和文化大革命雙重災難的中國已經發生的事情。
因此，中國的政治改革，不能只考慮現實政治和經濟問題的解決，不考慮政治價值的選擇。不錯，人們選擇一種政治體制，當然要解決他們面臨的緊迫政治和經濟問題，但如果只被緊迫問題牽著鼻子走，人們在制度設計上就會走許多彎路。美國的憲法之所以確保美國長達200多年的自由民主與繁榮穩定，從創製的角度來看，是因為美國的締造者們在費城制憲時，在聯邦政體的設計上，不僅把它看作是對當時緊迫問題的解決，也把它看作是對永恆理想政體的追求。或者說，它不僅是手段，也是目的。這個目的，就是使權威、自由和平等三種政治價值在美國的條件下達到一種動態平衡。
民主之外的價值是什麼
我在早先的幾篇文章裡，對中國面臨的幾種政治前途進行了分析，認為除了民主政體，中國別無選擇。但那個分析是現實政治層面的分析，是工具或手段分析，不是價值層面的分析。工具分析的最高境界，是提供一個最有用的政體；只有價值分析，才可能建議一種最理想的政體。在我看來，當代民主政體對中國來說，不僅將是最有用的政體，也將是最理想的政體，因為只有它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實現了權威、自由和平等三種政治價值的平衡。憲法政府保障秩序和權威，保障國家和個人安全；普選制保障政治平等；任期制、權力制衡保障個人自由。而代議制，則是將這套制度安裝到一個比城邦大的國家的一種驅動程序。
從政治價值的角度下定義，現代民主是一種讓權威、自由和平等三種政治價值協調平衡的政治體制。你可以把這三種價值稱為政治三原色，用它可以調配並繪製出各種色調的政體，只要三種原色得到平衡使用，那一定是民主政體。民主是什麼？感性的回答是，三色堇。「散木偏有奇蓓蕾，曲筆漫成大文章。」這是吾友吳國光詠曇花的佳句，用在這裡形容民主三色堇也很貼切。更貼切的是他同題詩的另外兩句：「十年含苞一燦爛，百年心事待商量。」
最後要說明的是，分析民主政治的思路，同樣可以用在對聯邦主義制度的分析上。你可以將聯邦主義當作代議制那樣看待，把它看作是在更大型的多民族國家安裝民主制度的驅動程序。這樣看它，它就是一個手段。不是說沒有這個手段，中國便不能實現民主，而是說，中國可能以分裂為代價實現民主。這是大多數中國人不能接受的。這就是說，在民主的價值之外，還有某種政治價值沒有被民主制度所綜合。這種價值是什麼呢？回答了這個問題，我們就會明白，聯邦主義不僅是手段，也是目的。
《信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