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萬人與530億元的關係是:公司每裁掉一個人，費用為7.8萬元，而公司平均的消耗是每人每年3萬元，因此減員增效達38億元。
裁員並不像馬富才說得這樣輕鬆簡單──一個月之後，中國目前最大的油田──大慶油田的部分工人──在得到平均每人7.8萬元「有償解除勞動合同」的費 用後，開始了持續近一個月的上訪。
馬富才曾經自嘲說:「在世界500強中，中國石油集團也得了個第一──就是人員第一。」裁員問題也是國有企業改革最直接的痛處。
大慶是一個特殊城市，石油產業一柱擎天。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大慶油田有限責任公司陳岩(化名)說，大慶與其他城市的不同在於，一般城市中一個企業的好壞對城市不會產生太大影響，但在大慶則不同──大慶是資源型經濟，石油、石化、地方工業增加值的比例為90.3︰5.2︰4.5。與西部油田相比，大慶油田正處於一個特殊的歷史階段，西部油田現在正是上產階段，工作量呈上升趨勢;而大慶油田處於逐步減產期，今後的趨勢是每年減產150萬噸。
大慶是一個因石油而存在的城市，也許有一天它的毀滅也是因石油。而作為中國最大的工業企業，大慶石油的問題不是經濟問題，而是政府問題，它關係的不僅僅是大慶一個城市。
大慶工人上訪並非是一個可以忽略的偶然。
油和城
在大慶尋找「市中心」是一件困難的事情，而尋找油田的象徵物「磕頭機」(抽油機)，卻是簡單的事情。
大慶不是一個外向型城市。一位在大慶市委工作的先生向記者描述他初到大慶時的情景:「你總有一種到了郊區的感覺，認為前面不遠就進市裡了，可是直到 你出了大慶，還是覺得是在郊區。」從理論上講，大慶屬於礦區型城市──哪裡有油，哪裡就有生產，就在哪裡發展住宅，商業和服務業隨之形成。所以隨處可見的磕頭機才是大慶真正的中心。
有人形容大慶的區與區之間「如同天上的星星與星星之間，中間隔著寥廓的天空和遼闊的荒原」。人也是這樣。記者在大慶停留叁天，見到的最大人群是一支30人的秧歌隊，而大多數情況下，街道上看不到行人和自行車。負責大慶現代化研究課題的一位政府官員說，大慶人口規模不夠，供電、供水等基礎設施供給能力處於過剩狀態。大慶油田有限責任公司的陳岩的同學覺得大慶不像中國，像加拿大。
大慶不像中國的地方很多，比如說，它缺少一些中國城市進入市場經濟後表現出的急功近利:象徵大慶精神的鐵人廣場去年才建好;城市的建築物大都四五層高，沒有現代大都市的高樓夾峙。遠望小區是一個特例，這片驟然凸起的樓群成了大慶的制高點。
大慶因油而生，因油而興，因油而榮。與計畫經濟聯繫緊密的油田帶給大慶規律性的城市安排，使大慶像磕頭機一樣有規律地搖擺。龍南是讓胡路區的商業中心，同其他商業中心區一樣，這裡商家高高掛起二叁層樓高的巨幅牌匾，方方正正的牌匾之間沒有高低錯落，讓人聯想起大慶四四方方的樓房和橫在半空的大粗管子──大慶是一個缺乏技術性的城市。3月29日中午，記者在此經過，排列在路邊的歌廳廣告牌一律是四五米高的人像，整個商業區沒有促銷活動，只有一飯店播放著抒情歌曲。而到了晚上6點左右，這裡已經一片蕭條。
大慶的規律性總讓人恍然置身於七八十年代的中國。其實在大慶，也不斷有人試圖打破這種規律性。經六街的出現算是一個反例。哈爾濱的趙悅形容經六街，「好像到了香港的紅燈區──旅館的燈箱、霓虹燈、巨幅的夜總會招牌交相輝映」。經六街現已轉向衰敗，但大慶人至今仍未忘懷這個新生事物。另一個是傳言投資數億元的巨大建築龍宮，當年它曾是大慶最大的水上娛樂場所，後因涉嫌
賭博而被黑龍江省執法機關查封。此後雖屢次轉變功能，但回天乏術，成為一堆水泥垃圾。
將大慶與時代拉近的東西只在近兩年才多起來。大慶高新技術開發區是一個集中的展示場所。新瑪特休閑廣場很有代表性──在大慶，新瑪特是時尚和現代購物的惟一記號。2001年10月成立時，這座四層樓的黃色建築讓大慶人耳目一新，感受到了購物、休閑、餐飲集於一體的現代智能服務。
大慶高新技術開發區引人關注，它是惟一依托石油石化產業基礎建起來的國家級高新技術開發區，而在大慶，石油起著絕對的控製作用。教育、通信、供水、交通、購物等很多行業都是石油管理局下屬的企業，而並非由市政府管理。
大慶有兩個競爭激烈的電信公司，一個是管理局的油田通信公司，另一個是中國電信公司。大慶街頭的公用電話亭通常就是兩家公司一邊一個。而在大慶打電話有個術語:「搶撥」──由5字頭的油田電話撥6字頭的市政電話時，需要反覆撥打多次，才能打通「搶到線」，反過來也一樣。據說曾有一段時間，這兩家電話很難互相打通，於是很多人家乾脆設了兩部電話。
對於大慶來說，讓胡路區和薩爾圖區是石油管理局和市政府各自的天下。用大慶老百姓的話說，在薩爾圖區的居民腦袋比較活絡，因為他們更多需要自己謀生;而讓胡路區的則是每天按部就班的生活──他們有油田養活。
強大與脆弱
雖然不再靠油田養活了，大慶龍新小區的童玉(化名)的一天依然從早上6:00開始，7:30準時上班──這個從油田會戰延續至今的時間，使大慶成為全國上班最早的城市。而中午11點休息，晚5點下班的時間表也週而復始地主宰著很多大慶 人。
童玉「買斷」工齡後又被原單位返聘，但需要7:30上班的天數不斷減少，原來按計畫分配下來的活愈來愈少。工作變化帶來生活上的改變:原來上班前抹臉的 「友誼雪花膏」被她扔在一邊，「現在啥心情都沒了」;而最不願進商店的她現在卻要頻頻光顧，單位發的東西愈來愈少了。
變化始自1998年前後。原來每年的2000元獎金和年節日的500元生活補助都沒 了──原來單位分的東西小到水果蔬菜大到地板塊、毛毯，「吃不完用不盡」，童玉為此買了兩個冰箱。現在冰箱成了碗架櫃，兩個陽臺也空空如也。
1998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鑑》的數字顯示了大慶人的小康生活:職工平均工資 列全國223個地級以上城市中的第10位，是黑龍江省的第一位;每百人擁有電話機數列第19位，在黑龍江省排第一位。大慶的福利保障曾令人羨慕，因而被稱為「中國東北的挪威」。童玉一家住80多平方米的房子，搬進去時惟一的裝潢是自己鋪了大理石地面，其餘的單位建房時都弄好了。80年代中後期這樣的一套房子每月只需象徵性地交3.45元，而童玉在龍新小區的房價按市場價算要20多萬元，童玉一家叁口1999年入住時自己只交了4萬多元錢，其餘的由單位出。
童玉的生活是這個200萬人口的城市的一個縮影。大慶有近30萬的油田職工， 還有80萬人為職工家屬，無論從住房到採暖，從醫療到教育，他們曾享受過大多數中國人享受不到的生活。大慶人因油田而生的強大在90年代幾乎達到極致:
童玉記得那時她到哈爾濱道外南馬路給單位上貨，她是惟一從來不欠錢的。在哈爾濱的親屬單位效益不好，童玉供他們吃了叁年的豬肉。在哈爾濱的高檔商場裡，有時哈爾濱人沒有大慶人多。在大慶市區主幹道鋪筑了水泥路面，哈爾濱則全是柏油馬路，因為鋪不起。在大慶，一個二級單位的小頭頭去海南出差，也是一路「大奔」的氣勢。後來省裡限制轎車數量，很多人就都買尼桑、豐田一類的轎貨車，轎貨車成為大慶的另一景觀。童玉的親屬在龍新小區所屬的物業公司工作，就是這樣一個不起眼的小公司，「每年賬面資金流動也得幾十個億」。
以這樣優厚的待遇為背景，大慶造就了不同的人群:一個是「家屬」們──大 慶是移民城市，從全國招工，很多「媳婦」只是在家照顧丈夫生活起居，這些不工作掙錢的「家屬」人數相當龐大。另一個是陪讀人群，在陪讀成為全國普遍的現像之前，大慶就有一批家長「陪讀」。童玉的外甥女今年上高二，女孩的媽媽每天晚上都去陪讀，看著孩子學習，照顧她的生活。童玉聽說，就在妹妹住的那個公寓裡，陪讀的人就有300人左右。
有人形容大慶人:「不患貧，患不均。」但長期規律性的生活和工作造成的穩 定很快被市場經濟的發展所打破，大慶人被分成不同的利益群體。大慶人最早體驗「下崗」的是市政系統的人(大慶人稱市政府為「市政」)，而管理局系統的人有「下崗」意識則整整晚了10年，以中國為坐標，大多數大慶人的「下崗」意識晚10到15年。
童玉在大集體的建材公司上班，2000年年底，大慶油田的全民制單位買斷結束。大慶出現了大量的「買斷職工」，有人最多拿到了18萬元，一般也能達到10萬左右。新的人群的出現使一部分大集體職工心有些慌，變化讓他們意識到多年的穩定已經開始動搖，他們甚至等不及再多看看情勢發展，就在2001年跑到北京告狀，最終如願拿到了大集體職工不能享有的買斷權利。
大慶市的買斷人數(官方說法叫有償解除勞動合同)被估算為8萬人左右，他們在大慶掀起了買股票熱、買出租車熱和租櫃臺熱。不過長時間在計畫經濟體系下思維使大多數人毫無收穫。
童玉因為被返聘心理落差還不大，但是她發現要適應現在的生活並不容易:「 以前說話都理直氣壯的，咱是主人，現在成了打工的，沒什麼意思了。」地位變了，工作性質也變了，「以前是計畫直接下來，你們的活兒是幹不完的幹，現在讓自己找市場，市場太有限了。」童玉於是開始懷念最初在大慶奮鬥的日子:「我 們就穿著用勞動布做的大匝趟棉襖棉褲，一線工人經常一身泥一身油的。那時候
住在干打壘的房子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