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年，他成了中國反對派人士與西方世界的中介體。他每天與中國大陸的異議人士聯繫，他們向他大吐苦水。中國人想與外界建立聯繫、又不被情報部門竊聽，就要購買可用於手提電話的電話卡。盧四清的傳呼器已開始嗶嗶作響時，他就馬上找一個香港的電話亭，按照號碼打回大陸去。每當一名反對派人士被送進勞改營、基督徒被警察從禱告的場所拖進警察局、天主教的主教被捕、法輪功成員被投入關押所或新聞記者受到虐待時，盧四清身上的傳呼器就會拉起警報。當工人被迫下崗、農民抗議苛捐雜稅和幹部的暴戾行徑時，盧四清總是第一個獲得消息。因為他的名字和傳呼器的號碼已經深入到中國邊遠的省份了。「有兩千多個人跟我互通聲息」盧四清說。不像其他的有實力的人權組織如國際大赦、人權觀察那樣可以雇佣許多編輯和學者為他們工作，盧四清的「中國人權與民運信息中心」既沒有辦公室也雇不起助手，他得到的捐款只夠他在靠中國邊界的地方租一個小房間。他自稱：「我是個光桿司令」。盧四清把信息發給全球各地的新聞通訊社和政界人士，讓世界都知道這些受害者的命運。1998年他報導了中國民主黨（CDP）無法根據憲法上規定的權利，進行登記註冊的消息，以及當局嚴厲的處置方法： 中國民主黨的創辦人至今還坐在牢裡。很多大陸的新聞記者由於報導通不過新聞檢查，也經常去找盧四清。他們希望通過他跟西方的聯繫，把官方不喜歡的消息傳佈出去，並且對官方形成壓力，從而能對新聞解禁。盧四清曾將去年3月6 日江西省一所小學爆炸，造成42 人死亡的的消息報導給外界，那次事件中孩子們被迫製造爆竹，以賺來的錢支付教師的薪水。大家知道這位香港的人權分子對於來自大陸的消息都仔細地先進行調查。他說：「我知道可以打電話給哪些人，有時候我裝作是地方的代表、黨委書記、受害者的家屬或者地方報的記者。」盧四清對大陸政權的內部運作，有多年秦裡的痛苦經驗。他的幹部父母在他剛出生不久，就被打成右派，關押起來，直到他十三歲時他才地一次見到父母親。十六歲當兵，由於寫信給紅旗雜誌提出言論自由的要求，他觸犯了上級，被投入監獄一年。在湖南家鄉他成為一個相當有成就的建築技師，地方報紙稱他為「先進工人」，並得到上學進修的獎賞。1989學生抗議活動開始時，他也投入並在長沙組織了遊行示威。天安門大屠殺之後，他又坐了將近一年的牢。1993年，他逃到香港，獲得了英國殖民政府的政治庇護。北京的共產黨幹部們對盧四清恨得咬牙切齒，卻也無法可施。1997年香港回歸，共產黨領導答應給予香港居民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和新聞自由，50年不變。如果對盧四清採取行動，投資者很可能對香港喪失信心。然而，北京正在不斷對香港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對盧四清這樣麻煩的傢伙採取措施。中共逼著香港政府，取締「顛覆活動」。按照一項新法律，香港政府將可以打擊「叛國分子、分裂分子、搗亂和顛覆分子」。盧四清在他的第二故鄉失去了安全感。幾個星期以來，他一直有種感覺，中國幹部在對他進行緊迫盯人。他說：「他們恨我。」儘管如此，他還是要留在香港，他說：「我的工作太重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