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忠心感謝你們年復一年地從四面八方趕到這裡，紀念那些在十三年前倒在中共機槍和坦克下的同胞們。
「六四」過去十三年了，但這個日子對我來說依然沈重無比。每當這個日子來臨的時候，我那壓抑在意識底層的「痛不欲生」的感覺就會驟然而起。
明天6月2日，是我兒子的生日；如果他還活著，他已到了而立之年。那麼，他今天也許就躋身於你們的行列中，因為他生前曾向我表示，等到在國內大學畢業，就會去國外深造。當然，他也或許會留在國內，繼續為中國的未來而奮鬥。因為我瞭解我的兒子，我深信他對民主理念的執著。
在今年的「六四」週年，令我感到無比沈重和難以忘懷的，還有這樣三位遇難的大學生。他們是中國人民大學蘇聯東歐研究所的雙學士生程仁興；北京農業大學園藝系碩士研究生戴金平；清華大學無線電電子學系的碩士研究生周德平。這三位中的兩位，程仁興和戴金平，都是被戒嚴部隊槍殺於天安門廣場的，前者倒在「共和國」的旗桿下，後者倒在毛澤東紀念堂附近。這三位大學生都是農家子弟，都來自湖北農村，都是全家唯一受高等教育者，而且，生前都肩負著改變全家貧困境遇的希冀和重托。然而，為了我們這個災難深重的民族，為了改變中國人的命運，他們毅然放棄了個人和家庭的一切，獻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我們應該記住他們的名字，記住他們倒下的地點。
我們也不應該忘記他們的家庭和親人，因為他們就是從這些家庭裡走出來的。這十三年來，他們的親人因此承受著常人難以想像的苦難和艱辛。程仁興的父親因貧病交加、不堪承受喪子之痛已於95年離開人世，程母經受不住接連的打擊，也曾多次懸樑自盡，幸被家人及時救下。戴金平遇難後，戴父因生活所迫，不得不遠走他鄉靠出賣苦力打工謀生，結果又無緣無故被歹徒打死，現在戴家只剩下了一個無依無靠、倍受疾病折磨的老母了。周家自兒子死後，兩位老人先後喪失了勞動能力，現在也只是勉強維持著殘生。我常常想，要是他們的兒子不死，這三個家庭怎能落到如此悲慘的境地呢！
我在這裡提起這些，只是想告訴朋友們，「六四」雖然已成為歷史，但它帶給我們這個民族的災難並沒有在今天的現實中終結，歷史的傷口也沒有彌合。
這十多年來，令我們感到安慰的是，我們的努力得到了海內外許多朋友的理解和幫助。我在這裡要特別感謝全美學自聯的朋友們。從93年開始，你們對我們的幫助從未停止過。在我們這個受難群體中，很多人都知道在大洋彼岸有一群留學生在關心和幫助他們，儘管他們並不一定知道你們之中哪一位的具體姓名。
最後，請朋友們接受我良好的祝願。再次謝謝大家。
丁子霖 (簽字) 2002.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