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三年，一份關於2002年中國大學的排行榜在高考前夕再度出世，並引起媒體的廣泛關注。到底是誰炮製了這次的大學排行榜？這一次的排行榜是否可信？他們的真正目的又何在？
據21世紀人才報6月5日報導，在不斷追蹤下，關於2002大學排行榜諸多臺前幕後的紛爭開始一點一點地展現出來。沒想到的是，最後連網大的「中國大學排行榜」也牽連近了這場是非中。
在媒體公開發布的信息上，這個大學排行榜的署名都是「廣東管理科學研究院中國大學評價課題組」課題組的領導人是該院的研究員武書連。於是從廣東管理科學研究院入手，開始調查。撥打位於廣州市的廣東管理科學院的電話，卻一直無人接聽。
在人民網上武書連留下了一個深圳的電話，撥通這個電話，對方的回答令人感到非常□驚，接電話的一位男士說他們那裡是深圳天融信網路安全公司，「武總」現在不在公司。做研究的「武老師」突然變成了「武總」，而且還跨行業地經營著一家網路安全公司，這是怎麼回事？接電話的男士不肯再多說，只推說這個問題你直接問武老師吧，然後就匆匆地挂斷了電話。
武書連的身份一下子變得撲朔迷離起來，廣東管理科學院的電話依舊打不通，天融信公司也找不到武書連，線索到這裡似乎就斷了。這時，調查者又想起了另外一條線索，在人民網大學排行榜的專欄中，所有排行都只是公布了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如果想看到完整的排行榜，卻都指向一個名為大學園的網站。
整個大學園網的中心內容就是大學排行榜，尤其是剛剛推出的2002年大學排行榜，其內容幾乎覆蓋了首頁的全部版面。在首頁最顯要的位置上，有一個關於收費說明的鏈接，詳細信息只對交費的會員用戶提供。首頁的右下角，武書連果然又出現了，這一次他是以大學園網首席學術顧問的身份出現的，同時出現的還有大學園網的首席執行官翟應龍。
翟應龍：陝西財經學院統計學系畢業，畢業後分配到國家統計局投資司， 1985年考入西安外國語學院出國留學生培訓部，1988年由聯合國計畫開發署派往日本亞太經濟研究所作研修員，專攻資料庫管理與系統設計。
從大學園網的公司簡介來看，大學園網和另外一個中華神農網是共同隸屬於一個名稱為北京國立中網信息技術開發有限公司的，大學園網是國立中網的項目之一。於是立刻和這個國立中網聯繫，下午3點30分左右，終於和翟應龍取得聯繫，並約好馬上在國立中網的公司見面。
國立中網位於北京海淀區海濤創業中心，推開這個沒有任何標誌的房間的門，整個國立中網就盡收眼底了。這個房間總共也不過幾十平米，包括翟應龍在內所有的人員都在這個房間辦公，靠牆有幾台電腦，大約還有五六個工作人員。翟應龍背對的牆上貼著毛澤東的那首《沁園春.雪》旁邊的牆上則貼著鄧小平的金質畫像，其它的牆面上貼著一些具有象徵意義的漫畫。這個辦公室環境給人的感覺更像是參雜了翟應龍個人風格的機關辦公室。
看到這個一共不足幾十平米的房間，調查者有些疑惑，眼前這個人與大學排行榜是什麼樣的一種關係呢？2002中國大學排行榜會是在這裡炮製出來的嗎？眼前這個翟應龍與武書連到底又是什麼樣的一種關係呢？
外表看起來並不太像商人的翟應龍面對一連串的問題，馬上做瞭解釋：「2002年大學排行榜是我和武書連兩個人合作推出的項目，只不過發表的時候都是以武書連和大學課題研究組的名義來對外公布，而經營方面的業務則由我來全權負責。武書連帶領的研究組研究基地在深圳，地點就在北京天融信網路安全公司深圳分公司，那裡有個100多平米的研究室，這個公司由我個人有參股，深圳分公司的收入主要就用來給課題組提供經費，武書連在那裡並不負責實際上的業務工作，這就是『武總』的來歷。」
「至於我和武書連的關係嘛」，翟應龍略微沉思了一下接著說，「我們是典型的『以文會友』，我酷愛統計學，在統計學方面出版過不少專著，武書連偶然看到我的研究，很高興，於是我們兩人先是書信往來，後是見面相談，我們一個是搞統計的，一個是搞數據的，對大學研究著迷得都是一塌糊塗，臭味相投吧。」
不過翟應龍的話雖然說得很流利，但卻似乎很有漏洞，這樣的一個公司，會去租用那種一天一萬美元的資料庫嗎？還有，既然他自稱自己也是大學排行榜的合作者，那為什麼公開發表的排行中卻從來沒有他的名字呢？
百思不得其解，一天之後，武書連從廣州打來的一個電話徹底推翻了翟應龍的「供詞」。武書連在電話裡很是激動，他非常的氣憤的指責翟應龍，「簡直就是在胡說八道，沒有一句真話。」
武書連在電話裡把翟應龍的「供詞」徹底推翻了。「大學排行榜的知識產權屬於我個人，如果需要證明廣東管理科學院可以開具這個證明。大學評價的研究方法也完全是我個人的，大學評價中每一個字、每一個標點也都是我自己寫的。我成立大學課題評價組的時候根本就不認識翟，他對這個項目的貢獻更是『零』，我與他的關係就是單純的合作關係，我們之間的合作也並不愉快，這種合作也不是獨家的。」
當記者詢問武書連，是不是翟應龍出錢供課題組研究的時候，武書連似乎因為過於氣憤，在電話裡他的聲音又撥高了一節，「我們的研究經費是廣東管理科學院出的錢，還有一些是我和課題組成員的個人投資，翟從沒對這個項目出過一分錢。天融信和他也一點關係都沒有，根本沒有他的股份，是我和朋友一起成立的一家公司。我畢業於清華大學，學的是自動控制專業，對網路安全很感興趣，我在天融信擔任總經理的職務，實際經營著這家公司。如果我對這家公司沒有貢獻，難道公司會白養著我嗎？」
最令武書連生氣的是，翟應龍竟然大言不慚地說清華、北大、浙大都請他去講課，「清華、北大、浙大根本就不知道翟應龍是誰，也從來沒有請過翟，清華倒是請過我兩次。」
一前一後，翟應龍與武書連給了記者兩個完全不同的答案，到底誰說的才是真話？正當記者再次陷入疑惑之中的時候，翟應龍卻一次一次打電話給記者和本報，兜了很多圈子，說了很多套話，翟應龍透露出來的意思卻只有一個，那就是「一切以武老師說的為準」。
事實上，武書連最早有了對中國大學進行排行的想法是在1990年，那時侯他在寫一篇《中國大學校長群體研究》的論文時突然感到一絲困惑，就是不知道應該怎樣對這些校長的成績進行評價，這時他想，如果能對這些大學進行排名，就可以從這個校長上任和離任時該大學排名的變化反映出校長的成績。
當時武書連是廣東管理科學研究員的研究員，而教育管理理所當然也是管理科學的研究範圍，於是1991年，廣東管理科學院成立了以武書連為首的中國大學評價課題組。
武書連自己更願意稱這個研究為大學評價，而不是排行，因為他認為整個大學評價是一種價值判斷的過程，是一種評價者的主觀觀點，當然如果做的好的話它就有了科學性，有了很大的參考價值。
91年，課題組向全國150所高校的203位專家進行了三輪諮詢，諮詢的對象主要是這些大學的校長、大學學術委員會主任和大學科研處處長，並於93年6月30日發布了《中國大學評價━1991研究與發展》，正是在發表了這個研究之後，武書連才認識了翟應龍。
此後武書連的研究也一直沒有中斷過，97年，中國大學評價課題組採用德爾菲法在半年的時間內進行了中國高教評估領域最大規模的專家諮詢。專家資格為：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務院或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審批的博士研究生導師。經3輪4448人次的專家討論，最終確定了各項科研成果的權重。
從93年開始，武書連領導的課題組就開始向包括國家教育部、美國科學情報所等在內的國內外的專業資料庫購買數據，併進行去偽存真的分析後加以採用，同時開始建立大學評價的資料庫系統建設，前後已經投入了大約有150萬的資金。
開始武書連的確只把這做為一項學術研究，但是最近一兩年，隨著排名體系的日漸成熟，武書連覺得有必要把他推向社會，為社會服務。正好這時候翟應龍到了深圳，和武書連談起他的網站，於是武書連也未做更多考慮，就同意了與翟應龍的合作，雙方正式的合作是從2000年11月份開始的。但是武書連對雙方的合作一直非常不滿意，原因是翟應龍沒有按照原定的計畫做他應該做的工作。
儘管武書連的大學研究從90年代初就開始了，他的大學排行榜也從97年就開始推出了，但反而是後來網大打出的一份大學排行榜在社會上引起了不小的反響，得到了社會上更多人的廣泛關注。提到這個問題，武書連毫不諱言地宣稱，「網大的研究體系抄的是美國的，研究成果則是抄襲我的。」在武書連發給記者的Email中，他指出，
「2000年6月8日，《中國青年報》和網大（中國）有限公司在《中國青年報》發表《2000中國大學排行榜》。該排名也沿用《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的評價體系，有16項評估指標，其中科研成果指標得分直接抄用廣東管理科學研究院1997年發表的研究結果。200多名學者和企業家參加了該排名大學學術聲譽調查。」
武書連曾經因為tom公司侵犯其2001年大學排行榜的事情將tom告上法庭，那麼對於網大的抄襲他為什麼沒有提起訴訟呢？武書連對此遺憾的表示，不是他不想訴訟，而是因為「網大是未經工商合法登記註冊而成立的，不具有訴訟行為能力，不能獨立進行民事活動，案件由此不符合法定的起訴條件」。這個結果不是他自己求證的，而是當年那個在海南工作的中國人民大學畢業生郭軍輝律師被法院駁回起訴時海口市新華區法院對該案的裁定。
這個意外的發現再次令記者趕到□驚不已，本著謹慎、求實的新聞原則，記者立刻致電位於深圳的網大（中國）公司位於深圳的總部。
網大深圳公司答覆是：當年大學排行榜的實際運作雖然是由深圳的網大公司在做，但卻是以網大（中國）公司的名義發布的，這是一家在心血管註冊的公司，現在已經更名為網大教育控股有限公荊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