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是如何教育培養貪官的？

大陸的貪官一旦被「拿下」，在法庭上進行「最後陳述」時，滿含淚眼的「懺悔」中有一個共同的口頭禪：「辜負了黨對自己多年的教育和培養。」聽起來倒也心酸，可聽得多了，不免讓人心生疑竇：難道多年來「黨的教育和培養」只能回報出一個個給黨丟人現眼的貪官污吏？換個提法，或許黨只能「培養」出一批批讓百姓既切齒痛恨又萬般無奈的社會蛀蟲？

黨校如何教育培養貪官的

「黨」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是由一群理念、信仰、目的表面上大體一致，骨子裡各懷鬼胎的人組織起來的政治集團。在特殊歷史條件下，「黨」以暴力革命的形式奪取了國家政權，成為歷史上無數循環往復、改朝換代而披上新面紗的老皇帝，成為制訂新的法律、貨幣、國家的疆土、財富的分配等名副其實的國家主人。雖然這是一個錯位已久的概念--馬克思說：每個人的自由是一切人自由的前提---但它繼承了打江山坐江山的東方文化中的「精華」部分，至今沒人願意糾正它。對「偉大的黨」久盛不衰的神聖光環脫魅的最好辦法就是用經濟學的觀點去解釋它。早期的黨人之所以選擇革命，是因為革命成功後的預期收益大大超過了革命的成本。後來的歷史精確地證明了高官厚祿、大宅子、小車子、警衛員、服務員、保健醫生，以及享受不盡的種種特權，所以「新時代」的黨人們也就是天天站在法庭上痛苦「懺悔」的。這些從鄉長到省部長各級墨吏，如同投資長線的股民一樣，看準了入黨後潛在的、不斷升值的巨大收益回報。智商高的人，從上大學就開始拍著胸脯表決心、立誓言，一級一級往上艱苦跋涉，不亞於一場「新長征」，接著從上縣一級黨校直到上中央黨校「深造」畢業，終於取得真經，修成正果，完成了長線投資的必要過程。瀋陽市副市長馬向東一面在中央黨校接受「諄諄教誨」，一面去澳門公款豪賭；江西省副省長胡長清從中央黨校的教室裡溜出來笑納巨額賄款，讓「黨的教育培養」成為滑天下之大稽的笑柄！

一黨專制種下的苦果

在今天多元的社會裏，我們仍然慣於「黨」的一門學問，把它變成新的「精神鴉片」，變成「異端學說」的屏障，甚至變成聚斂不義之財、一夜暴富的工具！這樣的「教育培養」豈不是社會的悲哀，民族的不幸。退一步說，就算人的道德還有主義之分，那麼所謂「共產主義道德」在當今的信仰空白，沒有完善的「機制」監督的前提下上靠什麼來保證呢？黨的同級紀律檢查委員會不可能，也不敢檢查「一把手」，上級紀委形同虛設，那些「辜負了黨的教育和培養」的「懺悔者」們往往靠意外事件才牽扯出來。廣西南丹縣委書記上任三年，聚財四百萬，若不是發生礦山事故隱瞞不報，天曉得坐到省長還要貪多少？面對這些窮凶極惡、肆無忌憚的朝廷命官，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三講教育」加上「共產主義道德」來教育培養，豈不是對人類良知的極端蔑視和莫大嘲諷？官員們的「人類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根本格格不入，無法統一，也只能走向極端。而這種泯滅良知的慘痛後果，還是因為違反了社會發展自身的規律，治習專制下「一種學說」所種下的苦果。人性是「善」是「惡」，姑且不論，但人性須經常在貪婪與良心之間做著艱難的選擇和平衡。可以肯定的一點是，社會地位的高低與道德水準的高下沒有必然的聯繫，對流氓無產者無須多說，而一夜暴富的「革命股民」卻是衣冠楚楚，經常在講台上大作反腐倡廉報告的「懺悔者」，他們在人性方面甚至從不考慮做出「艱難的選擇與平衡」

問題的根本癥結所在

人性所開出的「惡之花」，經黨的「栽培」，才有今天的茂盛！與「教育者」作為規則的制訂者、遊戲的仲裁者，同時又是不失時機的參與者不無關聯。權力市場化之後，「教育者」與「被教育者」合二而一，形成共同利益集團，這才是問題的根本癥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