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卻差矣。在讀了王紹光博士在中國《讀書》雜誌上的文章《中央情報局與文化冷戰》（多維社於６月６日介紹）後，我不得不重新看待這個中國的著名學者。 王紹光的文章是介紹英國一位作家桑德絲一本長達五百頁的新書《文化冷戰：中央情報局與文學藝術》，揭露美國中央情報局滲透文化界與西方的敵人進行文化冷戰的情況。通過王的介紹，他向中國人傳遞了一個極其醒目的說法──中央情報局是美國宣傳部。
然而王的文章登載在中國的《讀書》雜誌上。儘管這個雜誌在歷史上屬於比較開放的雜誌，但畢竟它在中宣部的管制之下。曾何幾時，該雜誌的不少文章在中宣部的管制下被扼殺在搖籃之中，不知有多少文章被中宣部責難，該雜誌的生存曾是個問題。如果不是遷就和跟從中宣部，今天它很難還能存在。
如果說西方作家批評美國的中央情報局是害怕一個強大的政府來利用國家機器灌輸一種意識形態進而控制人們的思想，那麼王紹光的文章的用意就大相逕庭。他的文章給中國讀者的強烈信息是：「你看，美國政府也在進行宣傳和意識形態的控制。你們就不必批評中國政府了。」如果王紹光不明白這一點，那就算他糊塗一回。如果王紹光博士明知這一點而為之，他要不是收到中國中宣部的資助，就是拍中國中宣部的馬屁，進而間接得利。
在自由國家裡批評自己的政府，是知識份子的天然責任，在不自由的國度批評自己的政府是知識份子的風骨。然而像王紹光這樣的博士在一個不自由的國度裡為自己的政府唱讚歌，不是獻媚，就是為了得利。中共的宣傳部有足夠的人力和物力為自己唱讚歌，一個在美國享受過自由的人，而且他的家人也還在美國享受自由的人，用不著去湊這個份子。
王紹光博士在介紹《文化冷戰》一書時沒有做一點分析，比較和批判。比方說，他引用該書的一個數字，說美國中央情報局在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六七年二十年間資助了一千本書。王紹光博士有沒有計算一下，在同一時間內（實際應減去兩年）中共宣傳部直接和間接地資助出了多少本書？
王紹光是康乃爾大學的政治學博士。他應當知道作學問的基本方法，那就是分析，比較和批判。如果他沒有這樣去做，你很難說他是在做學問。我看他是在做宣傳，為中宣部做宣傳。請看他是如何利用小道消息的。
王的文章引用英國作家的書說《1984》和《動物莊園》的作者奧威爾是美國中央情報局豢養的。不知王博士在引述這些話時是否查證過這種說法。人們知道的奧威爾是窮困潦倒，死於貧困。他的書是死後才出名的。不知王博士是視而不見還是沒有讀過有關奧威爾的書。
作家是寫故事或寫新聞。他們的文章不必旁徵博引。然而學者是作學問，就得旁徵博引。如果一個學者隨意的介紹和引用非學術著作而不加分析，比較和批判，他是在作學問呢還是充當他人的吹鼓手？
英國的丘吉爾有一句評價西方民主政府的話：民主政府是所有政府中壞的程度比較輕的政府。他是說，所有的政府都是壞的，但民主政府還不是最壞的。所有的政府都得接受人民的批評。但對於中國人來說，我們還是應當首先去批評那種最壞的政府。
桑德絲在西方批評自己的政府或西方的民主政府不會遭來牢獄之災，王博士如果批評中國政府的話恐怕難免滅頂之災。批評一個容忍的政府沒有什麼了不起，難就難在批評一個不容忍的政府。那才叫有風骨。如果實在是沒有這種骨氣，也可以緘口不言，總比當別人的吹鼓手好。
－－轉自《北京之春》 (讀者推薦 8/8/2002 2: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