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時至今日，萬延海失蹤已經一週，任何人也不知道他身在何處？是被捕還是被綁架？是死是活？但是，根據知情人介紹的線索，萬延海一直被警察跟蹤。也許，只有那些跟蹤者知道他的確切下落，但是他們似乎更喜歡讓失蹤者的親朋們提心吊膽，而不願意按照中共自己的法律在24小時內通知家屬。對於警察國家來說，這樣公然踐踏人權的法外行為，早已不是偶爾的或個別執法人員的失誤，而是制度性的慣例行為。幾乎很少有人被警察抓走後，其家人在法律規定的二十四小時內得到通知。
萬延海對愛滋病的關注和從事民間救助，在中國是具有開拓性的事業。早在九十年代初，大陸還處在談「愛滋病和同性戀」色變的時期，萬延海就在1991年開始了對愛滋病和同性戀的關注，1992年開設了「愛滋病求助熱線」。但被官方判定為「鼓吹人權、同性戀及同情妓女」，萬延海被迫辭職。然而，萬延海是執著的，1994年創立了民間的「愛知行動項目」，其宗旨是：增進社會對愛滋病的防範意識、維護愛滋病人及性少數的平等權利和被救助權益。
當政府百般掩蓋河南農民因賣血而大面積感染愛滋病之時，民間的愛知行動做了許多救助工作，並根據事實向外披露了愛滋病患者的悲慘遭遇。因此，就在世界愛滋病防治大會召開之際，中國政府卻逆世界潮流而動，於2002年7月1日取締了愛知行動項目。但愛知行動的成員並沒有退縮，他們決定繼續開展這一人道性的公益事業，並公開向政府申請註冊為獨立法人機構。
愛知行動項目對外披露的許多信息，皆是藉助於網際網路路進行的。中共有關部門今年頒布了《網際網路出版暫行條例》，並決定8月1日開始實施，全面封殺在網路上獲取信息和發表言論的自由。愛知行動也辦有自己的網站，這一封網法令必然殃及愛知行動的信息流通和真相披露，萬延海便積極投身於捍衛網路自由的民間抗爭之中，他不但是《網路公民權利宣言》的18位首批簽名者之一，還發表了《8月1日，我宣布違法》一文，為了抗議政府的網路管制，呼籲「公民違法」運動：所有的獨立網站公開向當局報告自己的「非法」行為。8月1日中午2點，萬延海主動向北京市新聞出版局講述了愛知行動網站的活動，並表示將要繼續下去的意願。
萬延海所從事的事業，無論從那個角度講都不會對社會穩定和政府權威構成挑戰，恰恰相反，他的事業對國人對社會對政府對人類公同防治愛滋病，皆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公益。何況，現在的中國政府也不再諱言大陸愛滋病的嚴重程度！何況，只靠政府防治愛滋病又力不從心！民間的救治，不僅是對愛滋病這一弱勢群體的幫助，也是為能力不足的政府分憂解難，何樂而不為，為什麼還要取締並抓人？
首先，中共是一個獨裁政權，害怕獨立的民間力量，對於自發的民間組織，六四後一直奉行消滅於萌芽狀態的打壓政策。中共對民間組織的敵視，既不取決於民間組織的性質（政治性的還是社會性的），也不取決於民間組織是否真的構成對政權的挑戰，而是完全取決於官方根據其內在恐懼的程度所做出的主觀認定。因此，儘管愛知行動只是社會性的公益組織，但是僅僅因為這一組織為民間所辦，做得很出色且影響不斷擴大，就令中共政權恐懼。同時，在中國政府封鎖河南的愛滋病嚴重氾濫之時，愛知行動大膽公布了河南省愛滋病人死亡名單，其出色工作受到聯合國以及國際社會的關注，萬延海被列入2002年美國富布萊特學者計畫並得到了經濟方面的資助。在愛知行動的對照之下，中國政府對愛滋病的危害之輕視，對愛滋病人的冷酷，對地方政府的錯誤的掩蓋……就顯得格外不負責任，使政府的面子受到傷害。如果不是中共政權的打壓太過無理，萬延海這樣理智而低調的自由知識份子，決不會走出公開挑戰的一步。
其次，萬延海雖然屢遭迫害卻頑強堅持，並在忍無可忍之下走向公開反抗，是他此次失蹤的最直接原因。從1993年的被迫辭職到2002年被迫取締，如果萬延海象其他被取締的民間組織那樣，不再繼續從事他的民間事業，肯定還會有個人的半吊子自由。甚至他繼續默默工作，而在愛滋行動被取締後，不做出公開挑戰的姿態，他決不會付出現在的個人代價。即便在退一步，在中共發布網路禁令後，他只在《網路公民權利宣言》簽名，而不做出以身拭惡法的公開行動，他大概也不會身陷囹圄。但是，他不僅始終沒有放棄對愛滋病的救助工作，而且在新一輪民間抗議活動中，他隻身一人率先做出了「自請違法」的抗議行動，這大概是官方最難以忍受的。由此可見，現在的中共政權要求於民間的，不是被管制者的真心認同，而是基於恐懼或基於利益的違心馴服。
萬延海失蹤了，至今沒有任何消息；萬延海的未來命運，大概也是凶多吉少，特別是在十六大召開前的敏感期，權力恐懼會隨時造成嚴厲鎮壓的痙攣。面對這樣野蠻的警察國家，逆來順受是毫無出路的，只有通過越來越多的萬延海式的主動抗爭，才能期望國人免於恐懼的生活的早一天到來，類似萬延海的神秘失蹤現象才能從制度上加以防範。
謹以此文，表示對萬延海的敬意。 2002年9月1日於北京家中
博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