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一些國家超市和地鐵既沒售票又沒檢票，顧客自覺交款和買票。而這些事情讓我們來干，我們不僅要有足夠的管理機構，還要有足夠的人員，甚至還要動用保安和警察。這無疑增加了管理的成本，而管理的成本最終還是要分攤到被管理者身上。
有一篇文章介紹一個西方小城市，由於城市居民比道德水平高，國家機構特別不發達，市長是一名自願者擔任。這位不拿工資的市長是一名清潔工，市長是兼職。還有規模相當於一個中國的中等城市的西方城市，居民大多數都是中產階級，有自己的別墅、汽車。違法亂紀不僅受到嚴厲制裁，而且還要受到大家的譴責。正是如此之高的道德水平，全市僅有11名警察。該市舉行重大的足球賽，11名警察除了正常休假的，完全可以擔任該市以及比賽治安工作。相反，如果這個城市放在我們中間，不僅要設書記、市長、人大常委會主任、政協主席若干名，還要相應的機構，僅僅城官人員的編製，就跟上該市政府的所有編製。
經濟學家茅於軾診斷中國問題的癥結指出：「種種不合理妨礙了一個國家財富的創造、積聚，並造成已有財富的被浪費，最終結果導致國家貧血。」
國家興旺，人人有責；社會繁榮，個體責大。當然制度是根本，但是制度是人的文明程度決定的，個人的總體水平制約制度的變革。中國從尋亥革命，民主制度一直不入軌道，統治者富有責任，人民的責任也不能推脫。追根溯源，每個人都有使國家致富或變窮的責任。有人說，改變一下你辦事的習慣，提升一下每個人的道德水準，社會成本就會變成國家財富和你的勞動報酬。減少勞動社會成本，就可以避免國家政權的膨脹，國家政權不膨脹起來，你的負擔，也就相應地不會過度增幅，你所支付的同樣勞動就會得到更高報酬。一個人物質生活的豐欠，不僅取決於本人所創造的價值的絕對量，而且還取決於同一個社會中其他人的工作質量和效率。從經濟學觀點分析，種種人為使然的不合理使生產潛力得不到發揮，人們的勞動沒用於生產，而是用在了抵消別人勞動成果的努力上，還有浪費普遍存在。
某市限定了供水量，若超出定量則繳納數倍罰金，此規定，使個別偷水現象演變成普遍，即水流而表不走。我曾在該市看見工人在製作一種精密水表，說是防止偷水用的。如果該表上市，讓老百姓強行購買的話，集體不道德行為將導致集體利益受損，霉運均攤在每個人頭上。此為損國不利己之一。郵局規定印刷品內不准夾信函，因而，郵寄印刷品時不准封口，要檢查。如果寄書，與書有關的信則需另裝信封。這樣，分撿、投遞一次完成的工作量要增加一倍。這項損國不利己的規定可造成國民經濟損失上千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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