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舉動給人的印象是，北朝鮮是如此迫不及待地要和日本改善關係，恢復邦交談判，以獲取日本的經濟援助，以至於把手裡僅有的幾張牌在剛開局時便都打盡了。難怪日本的有些評論家不無樂觀地宣稱，這表明瞭北朝鮮的「無條件投降」．聯繫到北朝鮮在不久前部分地放開了國內物價，開闢新義州為經濟特區，進行了迄今為止最大的經濟改革，這一切似乎表明北朝鮮將走上類似中國和越南這樣的改革開放的路子，以擺脫內外交困的窘境。對此，我的一位朋友也不無興奮地說︰金正日這個流氓也終於坐不住了！
在小泉首相的平壤之行之前，似乎很少有專家估計到，金正日會不經討價還價便作出如此大的讓步。這一成果除了讓人興奮外，也從反面說明瞭極端專制獨裁國家裡的大獨裁者行為的任意性。在那裡，只允許大獨裁者一個人有思想，其他人只有應聲跟從的份。我們知道，自由民主國家的領袖權力再大也是受到國內民意的制約的，他所能作出
的選擇其實很有限（布希可以不顧國際輿論搞單邊主義，但若沒有國內輿論的支持，他是不敢作出攻打伊拉克的決定的）。所以，我們可以根據輿論來判斷民主國家的走向，但我們卻無法鑽進獨裁者的大腦去尋找答案（在缺乏自由的國度裡是不存在公共輿論的）。這使得人們往往在判斷專制獨裁國家的走向時莫衷一是，忽喜忽憂。形勢有所轉機時樂觀之聲如潮，反之卻悲觀失望，有種被欺騙出賣的感覺。
那麼，北朝鮮今後會否像中國一樣在經濟領域裡實行改革開放，而在政治上卻不放鬆控制呢？很多人大概會傾向於持肯定的看法。因為中共正是憑此維持著一黨專政的體制，共產黨非但沒有垮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員們還可以當資本家（真是「既當婊子又立牌坊」，好處都讓他們給佔了！），或是相反（資本家成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
」員）。但是，我認為北朝鮮卻不會這麼順利地走上這條路。我們雖然無法預測獨裁者會作什麼，但我們可以預測獨裁者肯定不會作什麼。也就是說，他絕不可能把自己送上斷頭臺！正是基於此，可以肯定地說，北朝鮮的改革開放不可能在金正日的領導下進行。
有這麼一則政治寓言，說是某個獨裁者在臨終時給他的繼任者兩個錦囊，吩咐他在繼任後，面對人們對現狀不滿時打開第一個，並依計行事。在不滿加大，有失控危險時打開第二個。第一個裡寫的是︰「怪我」；第二個裡寫的是︰「學我」。這則政治寓言說明一個道理︰專政體制的繼任者為了緩解人們對現狀的不滿，維持其統治，最好把政
治包袱卸給其前任。但是如果局勢有失控的危險，那就應該堅持暴政，一步不讓。
我們知道，無論是赫魯曉夫還是鄧小平，他們的政治經歷都具有推行改革，緩解社會矛盾的優勢。尤其是鄧小平，他在「文革」中也算是個受害者。面對「文革」造成的爛攤子，自己非但無過，還可以「高姿態」地把整個黨所犯下的罪行在三、七開的公式下「怪我」，或者扣在「一小撮」（林彪、四人幫）的頭上，把政治包袱卸個一干二
淨。在自己實在脫不了干係的問題上，可以把99.9%的錯誤硬說成是「擴大化」來堵人的嘴。善良的人們還是很容易妥協的（不妥協的話，還有「學我」這一手來對付你）。
在此一背景下才有了經濟上改革開放的大局。赫魯曉夫雖然沒有在斯大林生前遭受打壓的經歷，但他並沒有全面參與斯大林的「大清洗」，所以可以作揭批斯大林的「秘密報告」。當有人遞紙條質問他何以在斯大林生前對其惡行保持沉默時，他用反問遞紙條的人為什麼不敢站出來而替自己以前的行為開脫。
可是，金正日卻沒有上述兩位前輩的「好運」了（也許應該說北朝鮮的老百姓沒有好運）。首先，「先皇」是自己的親爹，自己之所以有今天端賴於此。這跟鄧小平、赫魯曉夫還不一樣。他們兩位雖然不是通過民選上臺，但畢竟是靠自己在權力集團內部的打拼，在「先皇」面前的優良表現，也就是靠「個人奮鬥」而攀上權力的巔峰的。因此
，金正日說到底與金日成是一體，他只能「學我」，無法「怪我」（這有點類似於江澤民與鄧小平的關係）。
其次，金正日的接班過程長達二十多年，在此期間掌握的都是國家的核心權力。從他正式「登基」到現在也已八年有餘。在這三十多年的時間裏，極少有哪件罪行不是在他的一手操控下犯下的。就拿綁架日本平民這事來說，據叛逃到韓國的原北朝鮮特工披露，這種事都是在金正日的完全掌控之下，事無具細都要向其匯報的。金正日在與小泉
會談時把所有責任都往下推，稱那是一部分人在盲動主義，英雄主義下做下的錯事，他本人並不知情。並且已懲辦了責任人。但是，這種謊言欺騙不了任何人，純粹是拿來應付場面的。日本人似乎打算將計就計︰既然你不知情，那就該調查個水落石出。看來，金正日連「林彪、四人幫」這樣的替罪羊都很難找到。
那麼，是不是要改革開放就必須得擺脫過去的負的政治遺產呢？答案是肯定的。對外開放，外部大量信息的湧入，必將衝破人們頭腦中那些在封閉環境裡建立起來的各種信念，造成所謂的「思想混亂」。我們知道，共產專制是靠謊言來維持的，一旦謊言被戳穿，其統治的根基也就動搖了。這從當前江澤民政權控制媒體，封鎖網際網路，極力打
壓自由言論的惡劣行徑中，我們也可明白。也許有人會問︰中國畢竟對外開放了，並且還加入了ＷＴＯ，江澤民政權似乎依然穩固，難道金正日政權不也可以同樣做到嗎？回答是︰金正日不是江澤民。北朝鮮的對外開放可以由金正日的繼承者來推行，卻絕不可能由他本人來領導。當然了，北朝鮮可以劃出一塊飛地，實行徹底的資本主義，人工建造一個「香港」（取其「一國兩制」之意，非指經濟繁榮），那是完全可能的，實際上也正在這麼做。
至於對內改革，那就有個「度」的問題了。只要不搞市場經濟，小打小鬧的改革並不一定會威脅到金正日的地位，也許在一段時期內經濟還會有所改善，但最終改革會走進死胡同，陷於破產。如果搞市場經濟，那就必須「不問姓『社』姓『資』」。這種事鄧小平辦得到，金正日卻想也不敢想。為什麼呢？因為，雖然中共官方理論權威信誓旦旦地說，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所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這畢竟是靠強詞奪理，靠「不爭論」來維持的。而市場經濟畢竟是人所共欲（除了共產原教旨主義者），既然「核心」有心向善，大家樂得裝糊塗。我們知道，共產專制獨裁者的地位的取得，一不靠競選，二不靠「君權神授」，靠的是「英明偉大」。自我否定等於是自我拆臺，離告老還鄉也就不遠了。那麼這樣做是不是表示鄧小平的自我否定呢？不是的，因為他通過否定「先皇」的暴政，反而證明了自己比「先皇」更「英明偉大」。可是，否定金日成卻等於是否定金正日自己。
既然如此，那麼北朝鮮現在的一系列舉動的真意何在呢？
首先是因為北朝鮮國內的經濟崩潰。連年的飢荒，造成了數百萬人的非正常死亡。逃離北朝鮮的民眾的闖館事件所引起的國際糾紛也越來越不容忽視。為了擺脫經濟困境，在到訪過上海之後，想必金正日也不免動心，想「有樣學樣」，既能維持權力，又能享受經濟上的好處。但是，北朝鮮無論是政治上還是經濟上都是積重難返，像一個重症病人，如果動大手術，反而會加速其（政權）死亡。所以最好還是取保守療法──輸液。可世界上現在除了中國這個冤大頭，誰會出錢去支持一個獨裁政權呢（人道救助除外）？
唯有與日本建交，以還歷史欠賬的方式獲取經濟援助。這便是這次積極主動地向日本作出讓步，而對韓國卻寸步不讓的原因（其實被北朝鮮綁架的韓國人遠遠多於日本人）。
因為韓國不存在賠償的問題，頂多是少量的人道援助，而這也由於北朝鮮的屢次出爾反爾而變得愈加困難。
其次是布希政府對外政策的轉變所造成的。本來在導彈試射及核武器研製方面的小動作，是北朝鮮與美國進行討價還價的籌碼，可是現在卻成了「該打」的證據。金正日不想成為第二個薩達姆，陷於「敬酒不吃吃罰酒」的境地。金正日的會談對象是小泉，但心理惦記的卻是布希。他所要傳達的意思無非是︰今後我要做個好孩子了。
當然了，這個「好孩子」是指不在國際上製造麻煩，而不是善待自己的國民，走自由民主之路。相信金正日一旦成了這樣的「好孩子」後，美國是不會為難他的，哪怕北朝鮮民眾再餓死幾百萬。至於金正日是否能被認定為「好孩子」尚不得而知，恐怕也不那麼容易。正如北朝鮮承認綁架了日本人，本以為此事差不多就算了了。可沒想到由於其編造事實等，反倒更加激起了日本輿論的反感。建交談判、經濟援助不是變得容易，而是更加困難了。因為，通過事實的揭露，人們將會發現正是這個邪惡的政權，是金正日本人製造了這一切。難道有必要急於投入巨資去維持這麼一個由暴君掌控的政權嗎？
專制獨裁國家的可悲之處在於，其國民毫無選擇地成了暴君的「人質」。我們只能等待其政權內部發生變動，或死亡之神降臨到暴君頭上，並期待其繼任者的改弦更張。而暴君卻以國民的痛苦來換取世人的「人道援助」。可是又有多少人道援助到了處於水深火熱的人們手中呢？就算這些援助真的救助了災民，其實也同時減輕了專制政權所承受的壓力，間接地維護了其殘暴統治，為製造下一次更大規模的人道災難創造了條件。
當今世界雖然高喊「人權高於主權」，但是離這一理想的實現差距尚遠。當正義戰爭的炸彈誤傷了平民時，善良的人們群情激奮；可是因為獨裁者的暴政導致數百萬人非正常死亡時，同一批善良的人們卻熟視無睹。我只看到有「反越戰」，反對攻打阿富汗、伊拉克等的抗議遊行，卻沒有見到有反對侵害人權，要求國際干預的大規模遊行示威。我懷疑，那些善良的人們客觀上成了那些暴君的幫凶，也許正是他們不分青紅皂白的反戰聲浪造就了現代暴君們的有恃無恐。
在內外交困之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