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語錄》怎樣從軍內走向全國
「至於《語錄》具體怎樣走出軍營的，我知道這樣些情況：
「1964年5月1日出版的《語錄》印成52開本下發部隊，發放範圍是幹部每人一本，戰士每班一本，但部隊強烈要求發到每一個戰士。
「1964年12月29日，林彪明確指示：『毛主席語錄本在部隊很受歡迎，現在每班一本太少，大家搶著看不夠用，要多印一些，一定要發給每人一本。毛主席著作是最重要的思想武器。毛主席著作選讀本和語錄本，要像發武器一樣發給每個戰士。』這才達到了全軍人手一冊。
「《語錄》下發部隊以後，引起了全國的注意，各地、各部門紛紛通過電話、電報、書信來要，後來又來人聯繫購買，最後乾脆要求代印。
「當時中央領導同志也派人來要。因為《語錄》是軍內發行，出版前，我們只送了軍委、各總部領導各一本審閱，未送中央。
「最先是朱德同志，書出第五天，5月5日，就派人到軍報來要。毛主席、周恩來處也派人來拿。當時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曾三次索要，還要求直接送到辦公室,以免收不到。彭真、劉伯承、賀龍、張際春、李達、鄧子恢等領導同志也都先後來要。
「領導同志要《語錄》，給就是了。可地方一些單位、個人來要卻使我們無法招架，要求代印的單位也越來越多，面對這種情況，軍報請示總政劉志堅副主任，劉指示：
『因為這小冊子是總政根據軍隊情況的需要摘編的，只限於軍隊範圍內閱讀，如廣泛向地方發行，變成我們代替中央去做工作了，這樣不好。如果地方要印發這類小冊子，應由他們請示中宣部解決為好。』同時還規定了三條：『一、不是軍隊系統的中央委員也不要發；二、不為地方代印；三、地方索要時婉言謝絕。』
「這三條實際一條也執行不了。軍報實在頂不住這個潮流，就又書面請示羅瑞卿總長。1964年5月28日，羅批示：『可以為地方代印；在軍隊學習的地方幹部可以發給。』
當時團中央正召開九大,代表們也要求發《語錄》，羅瑞卿也同意給了。
「口子一開就勢不可擋了。中央、國務院各部委等地方各大單位紛紛來軍報聯繫代印，劉志堅為了減輕軍報印刷的壓力，7月10日打電話讓軍報考慮：《解放軍報》是否出專頁，將《語錄》全文刊出，內部發行。可第二天，7月11日，中宣部馬上來電話，不同意這樣做。
「從1964年5月1日《語錄》正式出版，到1965年8月1日再版為止，原計畫印刷發行420萬冊，結果大大突破這個數字，猛增到1213萬冊。軍報還專門成立了發行《語錄》機構進行這項工作。
「1965年，《毛主席語錄》再版,當時總政決定也僅限於在軍內送林彪、賀龍、聶榮臻、劉伯承、葉劍英以及軍委、總政、總參、總後各首先審查。仍限軍隊發行。
「8月1日《語錄》再版本正式出版。因增加了新的內容，部隊內部要重新印發,相應的，地方各單位又重新到軍報聯繫代印。過去沒印的也要求代印，公安部一次就要求代印50萬冊，數量越滾越大，印刷廠工人白天黑夜沒命干也趕印不出來。只好請示劉志堅，看怎樣處理好？劉志堅叫報羅瑞卿總長：像這樣大的數量，能不能給地方紙型，讓他們自印？羅同意給地方紙型自印。
「9月16日，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和康生看了再版《語錄》後也提出地方要代印《語錄》，可以借給他們紙型自印。
「9月20日，賀龍批示給國家體委《語錄》紙型自印。
「11月19日，中央辦公廳來電話，說毛主席同意給安徽省委《語錄》紙型，讓他們自行印刷。
「後來，人民出版社給毛主席著作編委會打報告，要求公開發行總政編的這本《毛主席語錄》（當時還有幾個別的版本），據當事人說，當時很快得到了中央的批准，在全國發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新華書店發行。
「1966年8月初，中央文化部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北京召開了全國毛主席著作印製發行工作會議，決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其中包括我們編的這本《語錄》。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發動二、三百家印刷廠印製《語錄》，特別是在黨的『九大』召開前形成高潮，絕大多數省市都按人口數量印刷，以至幾乎達到了全國人手一冊。」
「小紅書」從全中國走向全世界
「最初的《毛主席語錄》是紙皮封面，由於不經看，後來改為塑料皮本，並且全是大紅顏色的。後來傳遍全球的「小紅書」也就由此得名。
「我們編的這本『小紅書』向全國發行已出乎我們的意料了，沒曾想後來又走向了世界。
「那是1966年，《語錄》在大陸已十分流行，港澳同胞和海外僑胞也希望能看到這本灼手的書。他們通過香港客商在廣州進出口交易會上買回一批，但供不應求,一些工人和學生對此紛紛提出要求。為此，香港方面派人到廣州新華書店聯繫《語錄》出口事。
「10月，中央文化部出版事業管理局的同志來報社聯繫《語錄》出口事宜。他們通知我們說，中宣部已經批准出口我們這本《語錄》了，我告訴他們，我們正在修改『前言』。
「11月8日，他們再次來電話，說香港讀者迫切要求出口《語錄》，等不及修改前言了。並說外辦廖承志同志報告了陳毅副總理,陳毅已批准給香港發一付紙型。他們已經將『內部發行』字樣去掉了。先出口三萬冊。希望我們盡快修改好前言，交他們出版，以滿足海外讀者的需求。
「11月18日，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又向中央宣傳部和文化部打報告，希望盡快趕印《語錄》出口本，報告中說：到目前為止，《語錄》已有國際書店向我所訂貨10萬冊，香港訂貨8萬冊，我所已於一個月前向人民出版社提出印製出口本20萬冊的計畫……語錄出口問題長此拖延下去，勢必造成重大的政治損失……
「當時不能落實出口的主要問題是前言和『內部讀物』問題，當時，『內部讀物』已不是問題，再印時去掉字樣就行了。1966年底林彪署名的『再版前言』發表後，這個問題也迎刃而解了。
「據不完全統計，從1966年10月中宣部批准出口到1967年5月，僅八個月時間,中國國際書店已向全世界117個國家和地區發行了英、法、西班牙、日、俄、德、意、尼泊爾、越南、印度尼西亞、阿拉伯、緬甸、斯尼希里、波斯等十四種文字的《語錄》共80多萬冊。
「此外，有些國家因等不及我國翻譯的各國文字的《語錄》出版，就自己動手翻譯出版。據不完全統計，法國、義大利、日本、德國、希臘、荷蘭、比利時、丹麥、瑞典、挪威、錫蘭、印度、巴基斯坦、敘利亞、寮國、馬亞西亞、北加里曼丹、剛果（布）、西班牙、芬蘭、朝鮮等國家，用英、法、日、僧伽羅、泰米爾、馬拉雅拉姆、烏爾都、寮國、印地文、旁遮普、芬蘭、朝鮮、孟加拉等二十四種文字自行翻譯出版了40多種版本的《毛主席語錄》。其中法國，早在1966年1月，《前言》還署名『總政治部』時候，就在巴黎翻譯、出版、發行了法文版。日本從1966年11月－－1967年3月，也是在《語錄》內部發行時期，就翻譯出版了四種日文版《語錄》近三十萬冊。瑞典從1967年到1969年
《毛主席語錄》印行了六版。
「最近雜誌上披露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有一位英籍華人，英國光華書店董事經理鄧家祥先生，現在經營著英國乃至歐洲最大、最有影響的中國書店。據他本人講,他就是靠賣《毛主席語錄》發的家。
1966年，他正在英國讀書，他利用休息日在倫敦海德公園出售中國書刊。他說：我在海德公園出售最多的是小紅書－－《毛主席語錄》。小紅書幾千本、幾千本地被人們買去，包括英文、西班牙文、德文、法文、俄文，足有20多種版本。後來，這種情況引起了警察的注意，他們以阻礙交通為名,不准我在那售出。』鄧先生索性在倫敦辦起了中國書店，並且從此名揚海外。」
毛澤東本人贊成搞《毛主席語錄》嗎？
在田曉光留存的有關語錄編纂方面的一大堆資料中，有這樣一頁列印文字，這在當時，不過是對一項具體工作的指示，但20多年以後的今天，卻成了一個重要的歷史線索，它證明毛主席是贊成用「語錄」這種形式傳播自己的思想的。
這是當時的代總參謀長楊成武給總政治部副主任劉志堅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劉副主任：
主席指示陳伯達同志負責編寫一本全國通用的「毛主席語錄」。準備編寫六萬字左右，現只編寫出一部分，約三萬多字，給我送來一份。陳伯達同志說，這本語錄是在總政和各地所編寫的主席語錄基礎上編寫的，要徵求總政的意見，將來他們討論時還要請總政派人參加。
此事我已向林副主席報告過，林副主席指示：這是件大好事，要大力支持，需要我們做什麼，我們就做什麼。
現將送我的一份稿轉上，請你即告有關同志先研究，待陳伯達同志徵求意見時，即可告伯達同志或參加研究。並請將結果告我一下。
此致
敬禮
楊成武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這封信當時自然地很快轉到了總政語錄本主要編纂者田曉光手裡。
「這封信可以肯定這樣兩點」田曉光對我說：「第一，看來毛主席是贊成用『語錄』這種形式傳播他的思想的。第二，因為總政編的這本語錄是根據部隊需要編的，所以，毛主席還希望編一本全國通用的，能全面概括他的思想的。當時《毛主席語錄》沒有像後來那樣普及，看來當時毛主席也是希望他的『語錄』能在全國普及的。
「但大也有大的難處，大而全既不易問世，更不易普及，後來也就夭折了。
「毛主席贊成搞語錄，還有一件事可以證明。
「1964年版《語錄》剛出，毛主席就派人打電話來索要。這說明毛主席很早就看到了我們編的這本《語錄》。
「1965年11月19日，中央辦公廳打來電話，說毛主席同意給安徽省委《語錄》紙型，讓他們自己印刷。當時《語錄》僅限於軍隊內部發行。
「由此可見毛主席對《語錄》的態度。
「用『語錄』傳播哲人思想，並不是什麼新發明，我國古代的《論語》也是近似語錄體的，在我們這本《毛主席語錄》出版以前，就有馬、恩、列、斯、毛的各種專題語錄的出版。在矯枉有時過正的今天不是也還在用這種方式傳播中央領導人的思想和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嗎？
「我認為問題不在『語錄』形式上，而在學風上，林彪提倡的『活學活用，學用結合，立竿見影』的這種實用主義的學風，導致了後來毛主席的話滿天飛，斷章取義，為我所用。所以需要批判的不是『語錄』文體這種形式，而是那種實用主義的學風。當然，我們編的這本《語錄》，客觀上也助長了這種不良學風，但批評它的缺點時，還是要將『語錄』形式和不良學風區分開來。可惜後來『語錄』形式遭到了批判，不良的學風卻遺留下來，不是有人將馬克思當年買過股票之事引來論證當今股市的合理性嗎？文風不正,即使不給他語錄，給他原著，他也會斷章取義的。
「其實，『語錄』的作用也就是一個提示，引導人學習毛的思想，其中包含相對真理的部分，可以起到格言的作用。讀書也要把握住書的功用範圍，否則也會謬之千里的。」
羅瑞卿在《語錄》工作上的功與「罪」
「1959年彭德懷被罷官後,林彪兼任國防部長，羅瑞卿被林彪提名任總參謀長。
「雖然他們的關係後來發展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但在開始，在對毛澤東思想和對毛澤東本人的宣傳上,應該說是別無二致的。在《毛主席語錄》的編輯、出版、發行工作上，羅瑞卿管得比林彪要具體。
「早在1962年，羅瑞卿就在《解放軍報》毛主席語錄宣傳小結上批示：『大型輯錄形式好，以後還可以用。』
「1964年，羅瑞卿首先批准：『可以為地方代印《語錄》，在軍隊學習的地方幹部可以發給。』同時批准發給當時正在召開的團中央第九次代表大會的代表們。
「1965年《語錄》再版時,又是羅瑞卿打破框框,同意給地方紙型，讓地方自印的。
「按常理，羅瑞卿同志在宣傳毛澤東思想上應該是立了大功的，可結果並非如此。
「林彪對毛本人及其思想的宣傳逐漸走向肉麻的吹捧，把毛澤東舉上了神壇，將他的思想絕對化，這是正直的人所接受不了的。
「羅瑞卿同志對林彪提出的『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主義的頂峰』總覺得有些不妥。1965年的一天晚上，他打電話向毛主席的秘書田家英同志請教：『家英同志，你看那個提法在理論上站不站得住？」
「田家英同志當即斬釘截鐵地說：『那個提法是錯誤的！』
「羅瑞卿同志問：『錯在哪裡？』
「田家英同志說：『錯就錯在『頂峰』這兩個字上。因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產物，是科學，是真理，而科學的真理是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前進而不斷發現，不斷發展，不斷豐富的，所謂『發展的頂峰』，其含義很明顯，就是說馬克思主義發展到了毛澤東思想就到了頭了，不再發展了。怎麼能這樣說呢?所以『頂峰』的提法，是違反科學的，違反辯證唯物主義的，是站不住腳的！』
「羅瑞卿非常讚許田家英的觀點。在一次會議上，他把這些見解用自己的語言講了出來。
「這一年，他對再版的《語錄》送審本內容未提出什麼意見，卻不同意『前言』中引用林彪的一句話：『毛澤東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馬克思主義』。他說：『不能這樣講，最高，難道還有次高嗎？最活，難道還有次活吧？』『最高最活，不好理解，外國人也不好翻譯呀！』讓考慮刪去（正式出版時我們刪去了這句話）。後來羅的指示不知怎麼傳到了林彪那裡。成了林彪用來置羅瑞卿於死命的藉口。
「1965年，林彪指使葉群跑到上海向毛主席告了羅瑞卿的黑狀，導致12月8日到15日，中央突然在上海召開背對背批判羅瑞卿的會議，但在那次會議上，林彪沒能置羅於死地，因為毛主席對林彪說：反對你，還沒有反對我呢。就是反對我到長江裡游泳，還是一片好意。
「上海會議以後，林彪很快把羅瑞卿的所謂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的材料送到了毛主席那兒。3月在北京召開了由毛主席及軍委常委參加的會議，就在這個會上，給羅瑞卿的問題定為反黨反毛主席的性質。
「在羅瑞卿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的「罪狀」中，他反對《語錄》前言中最高最活』的話算是最重大的一條，儘管後來毛本人也明確指示：今後不要用『最高最活』、『頂峰』、『最高指示』一類語言。但羅瑞卿也沒能因此減罪。
《毛主席語錄》編輯組裡竟也蹦出了「反革命案件」
「1967年，林彪一夥要為『大樹特樹』立新功撈資本，提出要編一本《毛主席語錄》修增本，代替原《語錄》本。原來關心支持《毛主席語錄》出版發行的老帥們和羅瑞卿、劉志堅及唐平鑄都以各種罪名被打倒了。當年11月，就由軍委辦事組成員邱會作、張秀川、劉錦平組織總政、海軍、空軍十五人成立了修增《語錄》組。由海軍張秀川負責抓總，下分總政、海軍、空軍三個小組，總政組由著名的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份子、調報社工作不久的廖初江同志擔任組長。我是原《語錄》的主要編者，所以也被吸收為修增《語錄》小組成員。
「當時，完成這樣一項神聖的任務，是要開個會，首長接見一下，表示重視的。
「開會那天，軍委辦事組的成員都到了會。在會上，讓每個參加這項工作的人作個自我介紹，當我站起來作自我介紹時，張秀川與我眼光相遇，他打了一個愣，看來是認出我是誰了。
「你知道，文革時是很講究家庭社會關係的。一個人有問題是要株連九族的。當時在海軍工作的我的丈夫正被李作鵬、張秀川、王宏坤扣上『蘇振華的狐群狗黨』的帽子在批鬥。過去我和張秀川曾相識，想必這次是逃不出他的手心了。
「我心裏忐忑不安，沒有心思聽會，只是想著株連的事。
「散會了，張秀川將廖初江留了下來，我馬上預感到災難就要臨頭了。
「當時軍報的主要負責人是肖力，即毛主席的女兒李訥。果不其然，回到報社後，肖力就找我談話，傳送張秀川叫我離開修增小組的意見，但出乎我意料的是，她並沒有讓我馬上離開修增小組。他談了這樣三點：一、她本人是信任我的；二、革命重在個人表現，不應該受到家庭影響；三、認為我對選編毛主席語錄有經驗，工作需要，應該留下。由她請示軍委辦事組再重新考慮讓我離開修增小組的意見。
「我在那樣的精神壓力下，聽了她的一席話，心裏自然很溫暖，很感激。感到她雖然是造反奪權上來的，但在這種事上，卻處理得既合政策，又有人情。
「但張秀川他們還是不能饒過我，肖力說話也沒用。
「這時肖力決定仍把我留在修增組工作，只是在上報的名單上除名，說白了，就是瞞上不瞞下。使我成了個『地下工作者』。這種事也就是肖力能幹，因為沒有人敢打她的小報告，告她的『黑狀』。
「時間過得很快，到了1968年4月，修增本的初稿編完了，三個小組即將合親，我參加這項工作就無法再瞞下去了，只好到此為止，我退出了修增組。
「編選《毛主席語錄》本來是件好事，萬萬沒有想到，竟由此引出了一系列『《語錄）案』，最後連我這個『始作俑者』本人，也成了』案犯……」
我手頭恰好有一些資料：
1968年初秋，北京某所大學哲學系主任、有名的康德專家，由於席地而坐時，墊在屁股底下的筆記本中夾著一本《毛主席語錄》，而被打成反革命，從此，被造反派課以「專政」，攆下了「無產階級」的講臺，發配到鍋爐房燒鍋爐了。
總部直屬單位有位同志，在參加會議時，不在意把手中的《語錄》本插進了翹起的
「二郎腿」的褲腿中，被「政治嗅覺特別靈敏」的人看見，當場大喝道：「我們這個會場出現了現行反革命！你們看！他把紅寶書放進哪裡去了！」當事人這時發現也晚了，馬上立起請罪，人們不饒，除現場批鬥外，還要繼續對他進行審查。他驚恐萬分，會後不久，跳樓而死。
還有個部隊戰士在抄寫毛主席語錄時，將「毛主席」誤寫成了「毛主度」而受到批判。
……
此類「政治案件」在文革中層出不窮，不勝枚舉。就連《毛主席語錄》的發源地－－－《毛主席語錄》編輯組裡，竟也蹦出了「反革命案件」。田曉光向我沈重而沉靜地從頭談了這宗『語錄案』的發案經過：
「說來也是很荒唐的。1968年，我修增《毛主席語錄》的工作停止後，報社領導決定讓我編一本《毛主席指示》，就是將毛澤東文化大革命以來發表的最新指示彙編成冊，作為原《毛主席語錄》本的一種補充。領導上特意從印刷廠調來一位具有十幾年校對經驗的張凱夫同志協助我搞校對工作。
「6月份，所有選編任務均已完成，小樣也已校完，這時肖力已不在軍報，有位領導要將《毛主席巡視大江南北的講話》全文附在《毛主席指示》後面。
「當時我手頭上沒有這份文件，張凱夫說他可以找到。為了節省時間，我就將要發排的稿子全部交給了他，交待他找到那份材料後，附在後面，替我發了就行了。
「事後的一天，張凱夫沒來上班，也沒請假。我覺得有點奇怪，到了下午，我才聽人說，他往毛主席頭像上打×，是現行反革命，被抓起來了。
「報社那兩年也發生過這類事件，記得一起是打字員將『打倒肖華』打成了『打倒肖力』；一起是一個編輯在處理標題回行時，處理成『反標』了。但張凱夫的事情當時對我震動仍非常大，我以為我的警惕性不高，他同我在一個辦公室裡工作，我怎麼看不出他竟是一個反革命呢！可幾個星期之後，當我也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時，我才明白，當一個反革命是何等的容易。
「事情是這樣的：那天，他找到了《毛主席巡視大江南北的講話》的小冊子，原封面上有標題，這是我們《語錄》中需要的，標題上面有一幅毛主席頭像，這是我們《語錄》裡不需要的。按發排稿件的習慣，他在不要的部分順手畫了個×，沒在意正×在毛主席頭像上。
「張凱夫做為活靶子，在大小會上遭到批判時，我還是安然無恙的。不做賊心不虛。
「就剩我一個人了，校對工作也落到了我的頭上、我加班加點，夜以繼日，最後三天，天天干到12點以後才睡。
「最後一個晚上，已到半夜了，我在辦公室裡處理最後的工作。總編室戰鬥隊一個人來到我的辦公室，一會兒坐坐，一會兒翻翻報紙，一會兒來回走走。我挺奇怪，人家忙成這個樣子，他還在這兒瞎轉游，也不知有什麼事。我沒功夫搭理他，埋頭處理我的事，當我把《毛主席指示》大樣總校完畢，在付印單上簽了字，一切工作就緒，抬起身來想輕鬆一下的時候，總編室戰鬥隊的頭頭領著幾個戰鬥隊的成員，虎視眈眈地站在我的面前。原先那一位不知什麼時候溜走了，我這時才意識到，他原來是來監視我的。
「我鎮定了一下，問他們：『什麼事？』『什麼事！你別再裝蒜了！你與張凱夫合謀在毛主席像上打×，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還在這兒裝糊塗呢！走！』說完還振臂高呼：『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倒誰！』等等口號。
「我這時就是有一百張嘴也沒用，我太累了，事後竟記不清我是如何與他們爭辯的了。他們把我押到了臨時關押走資派、反革命的『小院』。我當時雖然很氣憤，但是也抗不住長期疲勞和睏倦，倒下來就睡著了。我心裏沒鬼，睡得也香。我想反正任務完成了，好好睡吧，休息好了，再找他們把事情說清楚，這樣，我一連睡了三天三夜。
「我還是太天真了。在『牛棚』裡我多次寫信找他們理論，還寫了信給肖力，但都無濟於事。他們不理不睬，一拖就是半年。後來又給我另加很多莫須有的罪名，對我進行巫陷迫害，並且抓了放，放了抓，使我成了個三進三出的『牛棚』元老。
「最後一次是1971年，『9.13』林彪出逃自我爆炸後，我又被隔離審查。讓我交待在編《毛主席語錄》過程中與林彪有什麼聯繫，真是莫名其妙！
「《毛主席語錄》在最時興的時候，功勞都記在林彪的帳上，我該株連九族，照樣株連。該蹲『牛棚』，照蹲『牛棚』，沒有得到半點好處。可林彪倒臺以後，卻讓我承擔編纂《毛主席語錄》的『罪過』。
「1976年粉碎『四人幫』以後，一次，報社有位領導同志私下向我透露：上面有精神，要批編《語錄》的事，讓我有個思想準備，不要來時精神上頂不住。社裡老同志都知道，《毛主席語錄》不是林彪指示叫編的，是我們提出要編的，也主要是由我負責編的。
「但後來，編《語錄》的事沒能批得起來。大概也是因為『投鼠忌器』吧！
「《毛主席語錄》是『文革』前選編的，在過去的年代裡，曾起到過積極的作用。在『文革』中，林彪等人利用《毛主席語錄》大作文章，以至搞到荒唐的地步，完全違背了我們當年編輯出版《毛主席語錄》的初衷。其原因也是很複雜的，真正承擔罪責的不應該是我們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