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該對這個淺薄，衰朽，物質化的時代說些什麼呢？早在1970年，沒有自由前往斯德哥爾摩領取諾貝爾文學獎的索爾仁尼琴，就在他對外發表的演說詞中坦率地說：「世界正 在被厚顏無恥的信念淹沒，那信念就是，權力無所不能，正義一無所成。」索爾仁尼琴是有權力這樣說的，因為他終生都在為反抗一種專制的境遇而鬥爭，進而為正義挽回了一個可貴的說話空間。可在同一時間的中國，人們正在舉著紅寶書，用拳頭，唾沫，手榴彈實踐著一個昏昧的有關偶像崇拜的理想。全國上下都在說一樣的話，都在用一個腦袋思考問題，而且，其中不乏留學多國、學貫中西的知識份子。幾十年以後，當我讀著一些記述「文革」磨難的文字時，依然無法抹去我心頭的困惑：為什麼偌大一個有幾千年文化傳統的中國，會在那些愚蠢、荒誕的問題上達到可恥的一致？看來，一個缺乏理性啟蒙，一直處於朦昧之中的民族，是很容易落到自身的非理性的危險之中的。
我常常在想，作為一個思想家和辯證法大師的毛澤東，在那個集體造神的歲月裡，豈能不知「一句頂一萬句」、「萬壽無疆」這類話的荒唐呢？可是那些被蒙在鼓裡的人，還在監獄，牛棚，醫院的油燈下，寫著糟蹋自已、奴顏卑膝的長篇檢討。我真的感到悲哀。拿三十年代就被魯迅說成是「奴隸總管」的周揚來說吧，1975年當專案組通知周揚出獄時，周揚則提出給毛澤東的檢查還沒有寫完，要在獄中多呆幾天，寫完再回家，結果他比同獄的夏衍晚一個星期出獄。我不知道周揚寫的是什麼，但我期望有一天誰能夠將「文革」時期所有重要人物的檢討書結集出版，那一定是最珍貴的精神資料，也將是魯迅所說的我們這個「不悟自己之為奴」的民族的生動說明。魯迅還在《墳．燈下漫筆》中說：「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之後，還萬分喜歡。」當我讀著這些先知般的文字時，我的確是覺得魯迅太偉大了。
由此，我又追憶起童年所讀的童話《皇帝的新裝》，直到今日，我才讀出裡面含示的令人震驚的深刻，它像一個預言，不斷地應驗在人類生活的各個角落，各個時期。只是，在我們這個民族，還很難找到《皇帝的新裝》中那個道出真相的「小孩子」，以致謊言遍地。「革命軍馬前卒鄒容」在1903年寫的《革命軍》中說的沒錯：「中國人無歷史，中國之所謂二十四朝之史，實一部大奴隸史。」這樣，由一些被奴役而缺乏精神自覺的人所寫出的中國歷史，到底有多少真實性可言也值得懷疑了。張愛玲說，歷史是一個美麗而蒼涼的手勢；胡適則說，歷史像一個小姑娘，你怎麼打扮她都行。這些話背後都透著一股無奈，是的，為了讓後人能夠摸到我們這個時代的真實靈魂，需要有一些人在怯懦者的殘骸中勇敢地站立起來，把我們所遭遇，所忍受，所看見的劫難與恥辱寫下來，用我們的心靈與道德將它寫下來。今後的文學若還有什麼意義的話，我想就在於此。我們再也不需要謊言，再也沒有時間在風花雪月中逍遙了，我們渴望在真實中進入二十一世紀。索爾仁尼琴有一句名言說：「一句真話能比整個世界的份量還重。」正是為了保存這份真實，巴金才倡導要建立「文革博物館」，我想，我們還需要有勇敢的人去寫一部真正的文革史，從而讓我們這些沒有經歷過「文革」的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有機會瞭解事實的真相。
這就需要所有在這場劫難中活下來的人，都來反思自己的怯懦與罪行，這是苦楚而輝煌的。每個人都要告訴自己說，事情遠遠沒有結束。可是，當這樣一個話題擺在有關的人面前時，我們所聽到的都是一片託詞，諸如「大家都這樣」啦，「迫於無奈」啦，「心有餘而力不足」啦，等等，在這些託詞的背後，我們只有無奈和悲哀。它又讓我想起契柯夫的短篇小說《變色龍》中所揭示的那個叫奧楚蔑洛夫的見風使舵的小人。《變色龍》，《皇帝的新裝》，連同魯迅的小說，是我最敬重的文學段落之一，我驚異於作家們能夠在那麼簡短的篇幅裡，把人類生活中某種陰暗的境遇表達得那麼充分。也許，文學所能達到的輝煌，大抵就如此了。應該引導人們來重新認識這些文學的警世意義，以成為我們當下貧困心靈的精神資源。
也偶爾有一些讓人欣奮的段落。不久前，我在李輝編的《滴血的童心──孩子心中的「文革」》中讀到一篇當年一個北京女中學生寫的回憶文章，題目叫《吳晗同志，我向您道歉》，文章以懺悔的心情敘說了自己在批判吳晗的運動中的蠢行，誠摯感人，讀過之後，我們不單可以原諒她的錯誤，還會為她那敢於面對自己錯誤的勇氣而肅然起敬。還有，郭沫若的六子郭世英在1962年進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習期間，和幾個同學組織了一個「X小組」，大膽地討論了在當時來講是驚世駭俗的問題：社會主義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階級鬥爭？毛澤東思想能不能一分為二？大躍進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什麼是權威？有沒有頂峰？他們的小組後來被打成反動組織，郭世英也於1968年4月26日被迫害致死。今日我們也許會忘記郭沫若的諸如《獻給在座的江青同志》這樣的粗陋詩句，(見《人民日報》1967年6月6日)但我們不會忘記他的兒子郭世英為那些屬於當時有良知的人所思索的問題而死的場景。還有，我們時代最正直的知識份子顧准在武鬥逼供，妻子自殺，兒女與之絕交的難以言喻的孤寂處境裡，面對某些挂羊頭，賣狗肉，趨炎附勢的「左」派理論家時，他仍然義正詞嚴地宣告：「我自己也是這樣相信過來的。然而，當今天人們以革命的名義，把革命的理想主義轉變為保守的反動的專制主義的時候，我堅決地走向徹底經驗主義、多元主義的立場，要為反對這種專制主義而奮鬥到底！」郭世英，顧准，還有那個當年北京的女中學生等少數的人，是一些逐漸告別了怯懦的勇士，他們讓我想起魯迅在《且介亭雜文．中國人失去自信心了嗎》中的一段話：「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樑。」遺憾的是，像顧准這樣有骨氣的人在中國是太少太少了，他們所發出的正義的聲音，比起盛大的批鬥場面及狂熱的崇拜熱潮來說，簡直是微不足道。尤其是受了「大鳴大放」期間「引蛇出洞」而遭致「右派」苦難的人，經歷了「文革」期間飛來橫禍的知識份子，如今更是噤若寒蟬，再也不敢有絲毫異議了。苦難的人生使他們知道了該怎樣游刃有餘地生存：儘可能地抹殺自己的獨立精神與意志。可以說，「文革」中專制主義的噩夢，使怯懦得以大規模生長，如今它幾乎要淹沒我們這個民族了。
難怪俄羅斯作家布爾加科夫很肯定地說，怯懦是人類最可怕的缺陷。如同中國的許多作家在「文革」時期被下放勞動一樣，布爾加科夫一生也在貧困，飢餓，羞辱中度日。所不同的是，中國作家都在違心、謙恭地改造(實際上是糟蹋)著自己的思想，以期有一天能回到體制中，而布爾加科夫卻一直沒有放棄自己的尊嚴，即使在作品被禁，生活貧困交加的時候，他在寫給斯大林的信中也沒有改變自己的驕傲面容：「如果連工人也不能當，那就請蘇聯政府以它認為必要的任何方式盡快處置我，只要處置就行……」當他得到斯大林的幫助，得以在莫斯科藝術劇院擔任藝術顧問一職時，他立刻回到內心，開始寫作在當時根本不可能出版的小說《大師與瑪格麗特》，《狗心》，《火紅的鳥》等。他在《狗心》中說：「人的本性只有通過憐憫和仁慈才能改變，恐怖，強制，和各種各樣的暴行，無論它們是紅的，棕的，還是白的，都無濟於事。」從這樣的文字中，你讀到的依然是堅強的心靈。帕烏斯托夫斯基在他死前一年，即1967年曾抱怨道：「一些微不足道的書籍(在蘇聯)都被當作是傑作……而優秀的作品卻束之高閣，直到寫出這些作品的二十五年以後才重見天日。這種損失是無法彌補的。假如像普拉東諾夫和布爾加科夫這些作家的作品，寫完之後就能和讀者見面的話，那麼，我們所有的人的思想就會比現在不知要豐富多少倍了。」但是，偉大的俄羅斯民族還是無愧於世界的，即使在那些專制，屈辱，失卻自由的年代裡，她依然向我們貢獻了古米廖夫，阿赫瑪托娃，曼德爾施塔姆，茨維塔耶娃，扎米亞京，布爾加科夫，普拉東諾夫，索爾仁尼琴，帕斯捷爾奈克，布羅茨基，別爾嘉耶夫等一大批偉大人物，以及《日瓦戈醫生》，《大師和瑪格麗特》，《古拉格群島》等一大批偉大的文學。然而，在同樣境遇的中國，情形卻讓人寒心，幾億人民完全失去了任何創造性，除了能夠讀到浩然的《金光大道》，汪曾祺的樣板戲，郭沫若的詩(諸如「走資派/鄧小平/妄圖倒退」等，見《詩刊》1976年6期)，就剩下鋪天蓋地的「毛主席語錄」了。造成這種貧瘠得讓人窒息的局面的原因，還是只有一個：昏昧與怯懦。
二
1995年，當我看完斯皮爾伯格的電影《辛德勒名單》之後，心潮起伏，我不單為辛德勒這個讓人尊敬的形象，更是為了導演斯皮爾伯格本人。我沒想到拍攝《外星人》，《第二類接觸》，《侏羅紀公園》等商業巨片的導演，也會拍攝出具有深刻人性力量和道德關懷的《辛德勒名單》。而在中國，通俗藝術與高雅藝術之間總是涇渭分明的。當斯皮爾伯格說，《辛德勒名單》是「用血漿拍成的」時，我深信自己讀懂了他內心的衝突和希冀，他為這部影片準備和期待了八年時間，就是為了能夠在廢墟上追求將人性重新建立起來，作為一個猶太人，他別無選擇。幾乎在同樣的時刻，我還看了奧立弗．斯通的越戰電影《天與地》，它是斯通的「越戰三部曲」中最震撼人心的一部，可以跟科波拉的《現代啟示錄》相媲美。讓我們感到意外的是，只死了幾萬人的越戰可以引發美國人長達幾十年的反思，並將繼續反思下去，可殘酷性不知比越戰要強多少倍，死的人也比越戰多得多的「文革」，我們卻由於各種外在和內在的原因，一直保持緘默，偶爾觸及，也只是輕描淡寫，避重就輕。更讓人悲哀的是，一直有人撰文懷念紅衛兵的理想，卻沒有人敢站出來承認自己曾經把善良的老師打得頭破血流，或者追思自己與父母劃清界限給父母帶來了多麼深重的精神苦難，更不用說把人批鬥致死的暴行了。「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