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文化薰陶之下，講信用成了民間美德，成了做人最基本的準則。在政治上，統治者力求取信於民，不貪一時方便而朝令夕改。在經濟上，商人崇尚「童叟無欺」，以「信用」進行競爭，信用好的商戶欣欣向榮。據說以前中國人做生意根本不需要洋人那種合同，互相之間只要口頭承諾就行，誰也不會不講信用不履行口頭承諾。洋人對中國人這種一諾千金的做生意方式嘖嘖稱奇，自愧不如。
在中共的統治下，一個好端端的信用社會卻出現大崩潰！大陸信用社會的首次重創是一九五七年。是年，中共號召人們幫助黨整風，向黨提意見，知識份子本看「以天下為己任」的信念，數說中共統治幾年中犯下的錯誤。誰知中共翻臉不認人，數十萬知識份子從此被打成「右派」，淪為賤民，並且累及子孫後代。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統治者公然講假話棄信用迫害上當受騙者的事件。
接下來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中朝令夕改不講信用可謂司空見慣，中共一會兒派出工作組領導文革，一會兒又批判工作組；一會兒斗黨內走資派，一會兒又橫掃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一會兒揪「軍內一小撮」，一會兒又「保衛長城」，出爾反爾的事層出不窮。民間順口溜「共產黨，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就是對中共朝令夕改的強烈諷刺！
面對文革中共殘酷的政治迫害，許多人不得不出賣親人、朋友、上下級、同事。如胡喬木痛哭流涕，揭發鄧小平「右傾翻案」。有的人為了自保，甚至不惜編造假話，誣陷揭發最親密的人，親友間的誠信蕩然無存。
粉碎「四人幫」後，中共傳媒驚呼「三信」危機，「三信」即信心、信念、信用。人與人之間，已沒有甚麼信任可言。
七十年代後期，中共開始進行經濟改革。經濟改革本來應該在公平競爭的基礎上進行，但中共搞的是「權力經濟」，有權力或依附權力者壟斷了經濟利益，無權力者難分一杯殘羹。在這種情況下，無權力者為了獲得一些經濟利益，只好「造假」。另一方面，有權力者為了獲得更大的利益不惜製造騙局。
另外，中共對自己發出的城鎮居民房地產產權證不認賬，以所謂「舊城改造」為名，剝奪城鎮人民的房地產使用權，為民間的巧取豪奪作出了「榜樣」。
在政治上，中共仍堅持朝令夕改、不講信用、出爾反爾的傳統。「八九民運」期間，中共聲稱派軍隊包圍北京不是為了對付學生，後來竟冒天下之大不題出動坦克殺死無數手無寸鐵的學生；一九九八年，中共簽署了聯合國兩個保護人權的公約，但經常違反公約，逮捕民運人士；為了應付西方國家關心中國人權的壓力，中共經常在西方政要訪華或中國政要出國訪問的時候放一些民運分子，但風聲過後又逮捕這些民運分子一個堂堂的執政黨，竟墮落如市井無賴！
在中共帶頭下，大陸社會信用蕩然無存。據工商部門不完全統計，目前大陸每年訂立的合同約四十億份，合同標的一百四十萬億元，但是平均合同履約率只有百分之五十左右。另據有關部門對大陸二百八十三家名優商品生產企業的調查，十六類六百五十種名優商品幾乎全部被假冒。據有關專家分析，由於市場交易中缺少信用，使得大陸生產總償的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為無效成本。
央行的數據顯示，大陸每年逃廢債務造成的直接損失約一千八百億元；國家工商總局統計，由於合同欺詐造成的直接損失約五十五億元。還有產品質量低劣和制假售假造成的各種損失至少有二千億元。
據有關專家提供的數據，一九八九年底大陸企業之間相互拖欠的「三角債」總額約為一千二百四十億元，但到目前，這一數額已突破一萬億元，十年間增長了近十倍。同時，涉及信用的經濟糾紛、債權債務案件以及各種詐騙案件大且裡增加。近年來，法院受理的經濟糾紛和債權債務民事糾紛案件近三百萬件，約佔法院全部受理案件的百分之五十一。
大陸的股票市場已成了賭場。上市公司「中科創業」的大股東勾結莊家，偽造了一百多個客戶，自己炒高自己的股票，騙股民入市，最後大股東在高位出貨，賺到四億港幣後逃之夭夭。造假的上市公司還有鄭百文、瓊民源、康賽、黎明、泰嶺水泥、ST紅光、大慶聯誼等。
傳媒本來應該「為民喉舌」，但大陸的傳媒卻搞「有償新聞」。只要有錢，就造假新聞亂吹捧。造假上市公司的股價就是造假傳媒幫吹上去的。
學術界是象牙之塔，被認為是最純潔的地方，但現在的象牙塔卻藏污納垢，「權學交換」、「錢學交換」司空見慣， 「錢博士」、「權博土」多如牛毛。遼寧省長薄熙來就用權力換來了「博士」帽。林毅夫則送了一頂博士帽給不學無術的吳征。文革前教授、博士令人以為是「稀有動物」上贏得人民的尊敬，現在人們則對教授、博士嗤之以鼻。
政法系統本來是最神聖的地方，但現在連政法部門也做假。在司法領域，假書證、假鑑定導致司法難以公正。堂堂國家法定的司法鑑定部門因利益驅動枉法鑑定，置法律尊嚴於不顧，製作假鑑定報告，以致那些本應受法律追訴的人逍遙法外，而人民的合法權益卻難以得到保障。
至於假貨、假商標、假廣告、假髮票、毒肉、毒米、毒油、毒酒……就更不勝枚舉了。追溯當今社會種種醜陋現象的根源，人們不難看出中共是大陸社會信用崩潰的始作俑者。
來源：前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