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宣戰」疑雲;四、奇禍自取;五、保國安民，袁世凱功不可沒;六、差點成了中國「總統」的李鴻章;七、頓開金鎖走蛟龍
一、教會與德皇的「老拳」
在與西方經過一系列的接觸和失敗後，舉國上下不得不承認主權嚴重受損的事實。「治外法權」和「領事裁判權」使在華洋人成了凌駕於中國法律和官府權威之上的太歲。
「領事裁判權」顧名思義，就是對違反了中國法律的該國公民，只能有他們的「領事」按照他們的法律來「裁判」他們。這使得遍佈中國各地的外國教會都成了完全不受清廷制約的擁有自己法律的第二政府，受教會庇護的中國教民（僅山東就有3萬左右），則也成了不受官府管轄的特權階級。通常情況下，衙門也不願輕易去招惹教民，免得多生事端。
十九世紀末，在中國的天主教、基督教、沙俄東正教等外籍傳教士共有3200多人。至1900年，山東全省108個州縣中，已有72個州縣有基督教會的活動，設立總堂達27所。山東的天主教、基督教設有教堂共大小一千三百餘處，教士一百五十餘人。傳教士們甚至揚言「要在中國「每一個山頭和每一個山谷中都設立起光輝的十字架」。（《中國教案史》）
我們知道，基督教與天主教在歷史的各個時期的表現是不同的，中古世紀時代教會很多時候就代表著反面，黑暗、殘忍和反科學，他們有時會毫不留情除掉任何異見者，從異教徒到科學家。並因同一宗教的不同派別而爆發無數次的內戰。總之，不同於現在的基督教和天主教，那時「寬容」這個概念並不很流行。而且19世紀那些來中國傳教的傳教士也是良莠不齊，大多是神學素質極低的普通神職人員，並非真正為宗教獻身的聖徒，而且身上帶著當時西方普遍流行的種族優越感和沙文主義。
極端者如伯駕牧師甚至揚言：「中國人不服從，就毀滅。」－－這話聽起來哪點像個聖潔的信徒？其中還混進了不少陰謀家，這些人的作用近乎於間諜，完全沒有宗教修養，應愧對於他們的信仰和所侍奉的主與基督。如德國傳教士安治泰，早於1896年就慫恿德國瓜分中國。他「激烈地要求政府為教會的利益做一次有力的行動」。
當然，事情是要分兩面來看的，毛澤東時代過來的中國人，在思維裡都有一個定式，那就是看待事物，常常黑白過於分明。因為受鬥爭哲學影響太深的緣故，肯定的，就極力肯定，完全肯定；反之，則徹底否定，批倒批臭。所以，如果就此徹底否定西方教會和傳教士，不是一個實事求是的態度，對傳教士和教會也不公平。
在那個極權專制的社會裏，中央政府和官府衙門向來肆無忌憚地魚肉百姓慣了，從未碰過釘子，但自從教會出現以後，這種無限的權力受到了制約。極權權威被打破，這對一向視封建王權為神聖的中國知識份子及民眾也是一個震撼。所以，不可否認，教會當時在中國也起了很多積極和正面的作用，包括對西方文明的傳播，以及促進中西方文化的交流等等都是功不可沒的。
但是，不可否認的是，19世紀在中國的傳教士，佔大部分的是像伯駕及安治泰那樣褻瀆神明的欺世盜名之徒。上樑不正下樑歪，這種情況導致了當時接受教會洗禮的許多華人基督徒並沒得到積極的教化，並且在意外地獲得了炯異於其他同胞的特權後，民族的劣根性便充分地體現了出來。其中一個便是教民在普通民眾中表現出的那種強烈的優越感，而這卻是激起民族主義強烈反彈的很重要的誘因之一。
而更多的惡霸無賴也籍著入教來逃避官府的管轄，以教會的特權為掩護為非作歹。如倡導西學的鄭應觀在當時的奏折上說的，「莠民以教為護符。嘗聞作姦犯科，訛詐鄉愚，欺凌孤弱，佔人妻，侵人產，負租項，欠錢糧，包攬官事，擊斃平民……」；毓賢的奏折也說，「……邇來，彼教日見鴟張。一經投教，即倚為護符，橫行鄉里，魚肉良民，甚至挾制官長，動輒欺人……每因教民肆虐太甚，鄉民積怨不平……」；對義和團堅決鎮壓的袁世凱在奏折中也認為「……東省民教積不相能，推原其故，固由教民之強橫，亦多由地方官未能持平辦理……教民之氣焰益張，良民之激怒愈甚，一旦發作，勢同決川。」
由此看來，清廷的官員們並非不知事情緣由的，鄭、毓、袁三人政治立場不同，不過都認為是因為教會對平民的欺壓和官吏的袒教抑民而激進民變，最終釀成後來的義和團民變。無有獨偶，在中國的義和團被鎮壓不久，韓國的濟州島也發生了類似的當地民眾與法國教會教民的大規模武裝衝突，他們以中國的義和團為樣榜，並且其民族主義更加激進，首領王守義圍攻法國教堂所在城郡三月餘，在攻陷後一口氣就斬殺了數百教民。
光緒二十三年十月（1897），山東曹州府轄下的巨野縣城裡的德國天主教堂的一些中國教民與當地群眾發生衝突，教堂袒護教民，矛盾處於激化。這種事在往常衙門會出面干涉，將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這時情形已有不同了，各地的義和拳民鬧事的消息已經傳到了曹州，曹州是當年黃巢、捻軍造反的發起地，自古以來民風剽悍，如今在義和團那些充滿民族仇恨以及宗教排斥的「揭帖」的宣傳下，已經出現了極端民族主義和排外情緒的萌芽。總之，這起教案沒有像晚常一樣在官府的調停和鎮壓下弭消，三十多個當地群眾衝入了教堂，將教堂拆毀，並將兩個無辜的德國傳教士Franz Nies和Richand Heule打死。這便是著名的「曹州教案」。
時任山東巡撫的李秉衡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下令「火速破案」，短時間內就將鬧事殺人的群眾全部抓獲，並照會德國公使。此時的德國正是在鐵血宰相俾斯麥臥薪嘗膽後新崛起的強梁，奉行擴張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當時的德皇威廉二世早已將目標鎖定被日本人打得威風掃地的中國，正愁沒有藉口。
1897年1月14 日， 德國駐華公使，外交部中國事務首席顧問馮. 勃蘭特在一次報告中就說：「德國應盡快而且主動在華行動」。
而德國傳教士安治泰也建議德國要盡快強佔膠州灣，他說：「我們現在應該利用機會佔據膠州，它對我們在各方面是個最好的、最能發展的據點」。他還覲見德皇威廉二世，強調「膠州灣有比上海更大的發展前途，巨野事件是德意志帝國在東亞取得屬地的機會。佔領膠州灣「不會使東方任何人驚異，因為一切人早已料到這件事」。
德皇威廉二世電令遠東艦隊：華人終於給我們提供了期待已久的理由和事件。艦隊立即駛往膠州灣，佔領該處現有村鎮，並採取嚴厲報復手段。
威廉二世的意思很明顯，教案的發生，是個天賜良機，焉可錯過。當年11月14日，德國海軍率先對中國炮臺發動攻擊，隨即陸軍登陸，強佔膠州灣。
德國借教案強佔山東的過程和事實，當時的美國《紐約時報》可以作為一個見證，摘錄如下：
……11月14日，星期日上午，三艘德國軍艦進入膠州灣，它們分別是由德國遠東艦隊司令親自指揮的旗艦「卡法瑟號」，及「威廉公主號」和「阿哥娜號」。
德方艦隊司令通知當地駐軍的中國將領，說明他此行的目的是為對發生於11月1日山東省東部（實際是西部）地區的巨野縣的兩名德國傳教士Franz Nies主教和Richand Heule牧師被殺事件，向中國方面索取一個滿意的解決。因此他下一步準備讓他的水兵登陸並佔領中國軍隊的一些炮臺。中國的將軍答付，他無法決定，希望得到時間，將此事火速向北京請示。
但德國艦隊司令立即給了他一個態度強硬的回訊，限清軍在三小時內從堡壘中撤出，德國水兵將在三小時內登陸，並將使用武力執行他的命令。
這些由號稱為「勇士」（大概是指清軍士兵服裝上都有個「勇」字）組成的中國軍人們，發現德國的艦隊的戰鬥準備：艦炮轉動方向，正壓低射角直接瞄準他們；同時幾隻小艇已從軍艦上放至水面，海軍陸戰隊準備登陸……這時，這讓中國軍隊十分驚慌。
中國將軍向德國旗艦回話，說他願意向德國海軍屈服，服從德軍的差譴，條件是德國軍隊保留他和他的家人的性命。
接下來，數百名德國水兵分成六個戰鬥分隊，分三路登陸，攻擊岸邊的中國軍隊設的堡壘，但未遇抵抗。中國的旗幟被登陸的德軍扯下，換上德軍的旗幟。此時，三艘德國軍艦鳴炮慶禍勝利，並向德國軍旗致敬。
居住在附近的中國居民意識到發生的事情，他們接受了這個事實，並未發生任何混亂。
另據日本報導，日本外相在獲知德國海軍佔領中國膠州的消息後，立即電示日本駐倫敦、巴黎、聖彼得堡、柏林和北京的使節，要求他們瞭解如下幾個問題：一、德國人佔領膠州是不是在德、法、俄之間並未達成諒解的情況下單獨進行的？二、德國人是否打算永久佔領中國的這部分領土，或者德方並沒有這方面的意圖？三、德國艦隊是否將從膠州灣輕易地撤離，中國政府的反應如何？四、德國人奪取膠州灣的戰略意圖是什麼？
－－溫哥華，B. C. 12月10日訊。
對於德國借「教案」起兵佔地殺人放火，中國方面既不敢抵抗也無力抵抗。次年3月6日，被迫與德國簽下《膠州灣租借條約》，除了賠償數百萬兩白銀外，青島及膠州灣得租借給德國99年，山東正式成為德國的勢力範圍。
德皇威廉二世的弟弟Admiral Prince Heinrich親王在後來的遠東艦隊遠征中國時，還於德國漢堡作了一個對中國侮辱已極的送行訓辭，原文刊於1897年12月26日的《倫敦觀察報》，翁同和看過這則報導，並記入其日記，其中一句話譯為：「……如中國阻撓我事，以老拳揮之……」。法國史學家Henri Cordier對此也忿忿不平，認為是德國人的蠻橫與無理加劇了對中國的極端民族主義的刺激，而最終成了導致後來的義和團的興起。
1900年6月19日德國《前進報》在一篇社論中也說：……中國人民運動的爆發，是幾年以前宣布的對中國的「鐵拳」政策所引起的。維也納《時代報》上發表的一位熟悉中國情況人士的文章認為，義和團運動發生的時期應從德國強佔膠州灣算起。德國發出侵佔的信號，俄、英步其後塵，而這一切的自然的結果，便是出現了一個民族自衛的團體。
此時的清廷，在甲午之敗後，紙老虎已被日本戳破，西方列強原先對中國的實力僅存的一點疑惑和顧忌，已經全部有了答案，中國已是一隻無力反抗的待宰羔羊，已經避免不了招來列強塗蹋的命運了。
帝國主義紛至沓來，迫不及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