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農業、農民問題，是中共當局最急迫要解決卻又苦尋不著出路的心頭刺，在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及面臨入世開放市場的壓力下，佔中國大陸三分之二的農村人口，成為利益首先受害的弱勢族群，尤其農業轉型勢必產生數億人口「離農」，如此龐大的剩餘勞動力要如何轉型，著實令中共高層寢食難安。
日前，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在一場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加入WTO後的中國農業和農民」，文中指出，中國大陸長期對城鄉居民實施待遇不同的兩種制度，致使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差距日益懸殊，這種對農村建設與農民權益的長期漠視，再加上產業衝擊形成越來越多農村剩餘人力，「將放大原有的經濟不安全、社會不平等、政治不穩定」。
胡鞍鋼憂心執政當局對農民的不義及農業不得不轉型的困境，將突出中國大陸「最大的潛在社會矛盾」，使經濟危機引發社會危機、社會危機再引爆政治危機。
因此，他呼籲中國大陸政府承諾「以利益補償農民」，當農民利益受到農業貿易自由化損害時，要使農民的市場風險最小化，他同時呼籲「對外開放應使八億農民優先受益」，並且是普遍受益，實實在在地受益。
然而，胡鞍鋼的見解卻引起多名大陸經濟學者質疑，在研討會中代替他宣讀論文的武漢大學經濟發展學院教授郭熙保就直言，補貼農民在發達國家是多數補貼少數，在中國大陸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卻是少數補貼多數，因此要求中共當局補貼農民利益不但不合理也不可行，同時還違背世貿組織限製成員國補貼特定產業的要求。
郭熙保與胡鞍鋼觀點迥異，但又各自有其根據，這充分顯現中共當局對補貼農民政策的左右為難。一方面要守住中國大陸近年改革開放的經濟果實，不被補貼農民利益的巨大財政支出拖垮，另一方面又不得忽視日益突出的社會矛盾，將激起農民長期吞忍的不滿。
在對補貼農民政策的正反立場之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黃衛平所持的觀點是間接補貼，他說，胡鞍鋼在論文點出中國大陸「糧食供應過剩」，卻沒考慮到對農民的直接補貼反而會更加重糧食過量的形勢。
他認為，政府再多的補貼分到八億農民手上也僅是杯水車薪，不但解決不了糧食供應過剩的問題，也無法因應農業轉型的需求，因此，補貼款項還不如用到鄉村基礎建設、實現農村鄉鎮化，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黃衛平表示，中國大陸人口規模龐大，加重了問題的複雜度與困難性，佔全體公民三分之二強的八億農村人口，若要嚴格對比產業發展的需求評估，恐怕僅需三億余農民勞力，其他半數以上農民將被迫休耕、離農。
對此，上海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副所長鄒根寶表示，評估離農人口數據雖不至於如此之高，但肯定仍是令人瞠目結舌的數字，要協助如此巨大的人力資源轉型，不但需要相對的巨額支出，還要全盤縝密的政策規劃。
事實上，中共當局至今對於改善三農問題的表現平庸、也不見具有魄力的改革方針，不要說是全盤縝密的政策規劃，過去植基於草率統計的錯誤政策，就是導致供需失調、糧食過剩的主要原因，執政者的漠視與無能導致「□賤傷農」，使大陸農民的生存處境更為艱難。
此外，牽一髮而動全身的農業轉型問題仍不見方向，這並非蓋幾個農業生技園區就可以找到出路，要讓大陸農業從過去的勞力密集轉型為技術密集、從要求產量轉型為附加價值，不能不顧及剩餘勞動力將加倍釋出。
對於中共當局及中國大陸學者未能替三農問題找到出路，曾以學者身份受邀前往北京出席大陸農業發展研討會的總統府顧問、前農委會主委陳希煌感嘆，中國大陸的農業問題積重難返，要拿出農改成績著實不易。
陳希煌表示，相較於臺灣農業一步步的轉型成熟，中國大陸農業至今仍停留在自給自足、追求產量效益的階段，因此中國大陸農業在入世後面臨各國優勢農業的競爭，所遭受的產業衝擊更為劇烈、轉型也更加困難。然而隨著中共當局遲遲拿不出魄力與辦法解決三農問題，八億農民的不滿也將成為中共執政地位的不定時炸彈，正如胡鞍鋼所言，持續加大的社會矛盾，極可能使經濟危機引發社會危機、社會危機再引爆政治危機，屆時中共當局的領導人將承受前所未有的執政危機。
試想，中國歷史上改朝換代，農民起義扮演了多重要的角色？如今中國大陸八億農民的不滿一旦爆發，將引起如何劇烈的社會動盪？中共一黨獨大的執政地位又將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