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農村的現狀究竟怎樣呢？面對宏觀經濟高達8%的增長率，依然有8億之眾、佔人口大多數的中國農民，其收入水平卻停滯不前，連續6年未見增長，中西部地區的情況更壞，當地農民收入呈連年下降的勢頭；城鄉差距進一步擴大，從2000年起，這一差距重又回到1978年以前的水平，從消費水平而言，城鄉差距高達6：1；全國下崗失業加劇，鄉鎮企業也不例外，2001年，全國鄉鎮企業減少就業崗位500萬；農村剩餘勞動力早已達到2億，其中，1.2億處於流動狀態，但並非所有的流動人口都能找到飯碗。
之外，農民的負擔重，又是一個老問題。儘管民間怨聲載道，有關當局也三令五申，但落在農民頭上的各種攤派，不僅名目繁多，而且日益沈重。比如，要求農村也實行九年制義務教育，但幾乎從來就沒有政府的撥款，所有負擔都落到了農民頭上。 (博訊boxun.com)
當局制訂的種種社會經濟目標，一到三農問題上，從來就達不到。御用專家提出許多解決方案，歸納起來，無外乎：城鎮化；增加城市人口，減少農村人口；以刺激內需來增加農民收入；等等。但細究起來，卻殊非易事。
以城鎮化為例，由於恃強凌弱的專制觀念在神州大地是如此的深入和廣泛，城裡人對農村人的歧視與排斥，顯得根深蒂固。農民在城裡就業，需要走更多的彎路，吃更多的苦頭，最後攤到的，大多是最粗、最重、最髒的活；農民住在城裡，需要辦理「暫住證」(在自己的國土上「暫住」)；農民子女在城裡入學，需要辦理更多的手續，繳納更多的費用...... 在這些社會不公的表面現象之後，是制度問題，是政策問題。
其一，戶籍制度，和其他一系列社會歧視制度，是壓在農民頭上的「泰山」，農民生來就「低人一等「，受到種種不公正待遇，似乎也「理所當然」。比如眼下，全國上下大談特談所謂「醫療保險制度改革」，話題中，談的都是「城裡人」的事，壓根兒就沒有農民的份，好像農民「不是人」。
其二，剝削農業，積累工業，壓榨農民，裝點城市，不僅是斯大林的發明，也是中共建政以來，從來沒有更改的政策。2002年，當局創歷史記錄地共發行國債6061億3000萬元，債務是全民的，當然也包括佔人口大多數的農民，但當權者為了給自己樹碑立傳，熱衷於搞「世紀工程」，這大筆大筆的國債，所投入的項目，幾乎都與農業農村農民無關。
其三，各級民意機構，如「人大」、「政協」中，幾乎沒有農民代表，也幾乎沒有他們的代言人，他們的命運，由「別人說了算」。
難怪鄧小平早就留下遺言：如果中國出問題，就可能出在農村。毫無疑問的是，農民問題不解決，就談不上「全面小康」。而要解決農民問題，恐怕首先就要從根本上解決現行制度問題。而這，恰恰又觸及到擁有既得利益的當權者之「痛腳」。
看來，胡錦濤要解決農民問題，何其難！
(自由亞洲電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