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7日，張思之、李會更二律師同意為阿安扎西做二審辯護。
12月18日，居住於甘孜州理塘縣的自仁魯魯（阿安扎西的親叔叔）把簽字後的委託書傳真給兩位律師，同時通過郵局發出正式委託書。
12月25日，在收到自仁魯魯的正式委託書之後，李會更律師給四川省高法打電話，找到阿安扎西上訴案的承辦人──刑事一庭的王靜宏法官，給他傳真發去兩位律師所屬事務所的致四川高法公函，以及自仁魯魯的委託書（原件隨後以特快專遞發四川省高法）。王法官電話確認收到傳真件。
在電話交談中，王法官表示案卷已在四川省高法，李律師問到二審是否開庭審理，王法官回答尚未決定。張思之律師當時告訴我這是好消息，因為中國多數二審都不開庭，此案若能最後定為開庭審理，對辯護顯然有利。
第二天，12月26日，王靜宏法官打電話給李會更律師，核實傳真件上字跡不清之處，詢問自仁魯魯與阿安扎西關係，並問兩位律師何時可以到成都閱卷。王法官有一長差要出，但表示可以在時間安排上與兩位律師日程配合。李律師回答定於1月6日星期一一早到四川省高法閱卷。
是日，我去兩位律師所屬的事務所交費。
星期五，也就是12月27日中午左右，李會更律師再次打電話給王法官，確定會見阿安扎西之事。王法官告之阿安扎西仍然關押於康定，並給李律師介紹了從成都去康定的路線與路況。因阿安扎西不懂漢語，兩人就翻譯問題進行了細緻討論。王法官認為，因為理塘藏話有濃重地方口音，北京或成都的藏語翻譯不見得能懂，王法官慷慨允諾，可安排當地部門給兩位律師會見阿安扎西提供合適的翻譯人員。
12月28日，幾位建議人代表在京瑞大廈會見張思之律師，雖然發現身邊有人監視，大家還是都為情況順利進展感到欣慰鼓舞，似乎看到了我國法治建設的可喜進展。張律師對四川省高法的配合態度給以表揚。有的朋友甚至據此認為，也許阿安扎西真的參與了爆炸案，法院方面證據確鑿，信心十足，否則怎能如此順利地接受張、李兩位律師？我對友人解釋，即使阿安扎西最終被證實的確有罪，我們為他聘請律師至少可達到兩個目的，一是向世人證明審判公正，二是讓藏人知道，漢人中有人關注他們的命運。
當晚，我寫出張思之律師承接阿安扎西上訴案的消息。第二天，看到一些網站陸續刊登。
因為兩位律師去四川辦案費用尚有缺口，我便忙於籌資，以及為兩位律師做旅行方面的安排，並同時考慮律師的努力和四川省高法的公正審理可能導致案子改判，甚至退回重新偵察，那時律師需多次往返川京，經費如何解決？
我不知道四川省高法的王靜宏法官為何會突然改變原本他對張、李兩位律師為阿安扎西進行辯護的認可，但我卻難以相信王法官拿到桌面上的理由。作為案件的二審法官，他為何在上週星期五中午還與北京律師密切接觸和商討，隔了一個雙休日，在星期一剛上班就知道阿安扎西委託了甘孜州律師？按照他對李會更律師所說，那兩位甘孜州律師已經為阿安扎西提交了書面辯護詞！難道律師寫辯護詞不需要看案卷嗎？而且王法官他第一次與李律師通話時就表示，案卷已經在四川省高法，也就是他手裡！甘孜州律師究竟是何時寫的辯護詞呢？又為什麼一直不讓他這個二審法官知道他們的存在，卻在法定休息日中冒了出來，提交出已經寫好的辯護詞呢？
王法官這樣做，我相信不是出於他的本意，否則他沒有必要在開始階段那樣配合，肯定是另外的、比他強大得多的力量提出這樣的要求。只是王法官所提的理由太過拙劣，等於是在自己打自己嘴巴。然而他除此也是別無選擇。只有用這個理由能夠排斥掉張、李二位律師，因為在法律上，阿安扎西本人對律師的選擇權優於親屬。而我們雖然不相信阿安扎西會自己去選擇律師，或者我們相信阿安扎西肯定願意接受親屬給他委託的律師，但這時我們就會掉進卡夫卡的城堡──因為除了當局，無論誰都無法見到他，因此他的意見是什麼，就可以成為當局按需要自己來說的。
事後知道另一個情況，就在12月27日星期五那一天，警察去了理塘自仁魯魯的家，就自仁魯魯委託北京律師一事，對其進行了斥責與威嚇。看來來自王法官的變故並非是一個單獨行為。
有人可能不太理解，為什麼我們這樣看重律師，非要計較由誰來當律師呢？為什麼我們會認為，把張思之、李會更兩位律師換成甘孜州的律師是一個根本性的變化，會導致本質的不同？原因就在於，律師是有可能打開中國司法黑箱的唯一渠道。然而律師發揮這個功能需要具備一個前提──即律師必須是站在被告立場上，而不是僅僅充當偽裝法治的擺設。
甘孜州早在阿安扎西案一審開庭前近四個月，就在全州上下開展了「揭批阿安扎西的運
動」，我們如何能夠相信，生活工作都在甘孜州的律師能有勇氣反對甘孜州當局（而非法院）對阿安扎西的定罪呢？我們在建議書中提出要為阿安扎西聘請四川省以外的律師，道理就在這裡。因為阿安扎西的案子不會僅僅是由甘孜州當局決定的，而應是先由中共四川省委高層拍板，再由黨的政法委書記召集公檢法"統一意見，聯席辦案"。所以，四川省內的律師都無法做到徹底獨立，何況乎甘孜州內的律師？
其實人格獨立如張思之先生那樣的律師，在中國也無法改變「黨」所決定的案件。張律師為之做過辯護的王軍濤「顛覆、煽動案」、鮑彤「泄密、煽動案」、魏京生「陰謀顛覆政府案」、高瑜「泄密案」等，沒有一個勝訴。然而在那些案件中，至少司法當局還沒有試圖阻止張律師承接辯護，甚至還有促請（見張思之《魏京生案辯護紀實斷篇》）。因為司法當局知道，所謂「顛覆」、「煽動」、「泄密」之類的罪名，如同橡皮筋一樣可長可短，辯護是無法起到決定性作用的。而阿安扎西案卻不同，爆炸的罪名沒有可以混淆黑白的含混地帶，要麼是有，要麼就是沒有。如果判處兩個人死刑的是一個栽贓製造的假爆炸案，一旦有獨立律師介入，就會像紙包不住火一樣真相大白，無法狡辯，也無法維持原判，而且會使一批栽贓陷害的人暴露於光天化日。
我這樣說，目前仍只停留於邏輯推理，還未確認就是如此。然而這邏輯是那樣強，讓人很難不這樣想下去。阿安扎西如果真地是和爆炸案有關，何必要用如此拙劣的方法阻止外面律師介入，非去指定兩個當地律師呢？那是應該巴不得開上一個現場公審大會，讓所有人都「接受教育」呀。現在，原本認為阿安扎西有可能參與爆炸案的人，在得知這樣的變故後，都認為此案必有極大冤情。
張、李兩位律師及阿安扎西的親屬，目前都已向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異議。對事情的發展，我們正在拭目以待。
2002年12月31日 凌晨
新世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