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第一次被捕
共產黨所用的恐怖政治，是一種暴行制度，從早期對日戰爭時，共產黨便開始加於其自己國人，這一點我在上面已經談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後，開始使用在在中國的外國人身上。當共產黨擴充速度逐年加速，直到最後控制全部中國大陸，他們更使用出極端的恐怖政策──大規模屠殺──作為他們黨的政策。
但直到一九五一年春夏季之前，美國的報紙雜臺，尚未詳細報導共產黨大量屠殺中國人的新聞。在若干情形下，共產黨開始利用所謂「合法辯護」的滑稽劇，將被犧牲者定罪，而完成了千百萬人的誅戮。他們對被逮捕的人，都加以「反革命」的銜頭，予以處決。
那時候美國的兵士與陸戰隊，在韓國的激烈戰爭中負起重大責任已逾一年。聯合國最初是以「警察行動」去制止北韓共黨侵略新興的大韓民國，直到毛澤東看到北韓面臨慘敗而自中共大陸衝下後，這場戰爭就變成全面戰爭。
恐怖政策，開始是用蚊子吸血的戰術，如匿名信及恐嚇等，然後發展到階級鬥爭的各種恐怖手段。實際上，用階級鬥爭所維持的共產統治，因恐怖氣氛的瀰漫而鞏固。最初，共產黨努力造成人民不敢觸犯共產黨規律的恐懼。然後，當黨裡的黨員在執行黨的職責與任務顯出疏忽或冷淡時，便每年舉行幾次整肅。這種整肅有雙重作用：把領袖認為有危害於主義的一些「弱點」予以移除，同時使人民不斷地增加恐懼心。這樣，在恐怖之潮的起伏下，使人民變成微弱馴服而易於控制。
起初，共產黨在鄉間比在都市裡更為殘暴無情，不與他們合作的人，被消滅得比城裡要快。他們在逮捕或處死人犯前，總是先捏造出一些假仁假義的口實；但有時也突然闖進一個曾經發表過反共言論的人的家裡，立即予以處決。
在我常去講道的一個望梅小村子裡，有一個心直口快的人叫王立貞。他雖然常給共產黨很大幫忙，但卻時常批評共產黨。比較謹慎的朋友們勸他慎重一些，他只是一笑置之。
「你不必過慮」，他說。「我和共產黨關係很好。我幫助他們。我們彼此瞭解。我是一個獨立份子而有獨立思想的人。我覺得有必要時便對他們加以批評。」他說。
「你的獨立思想正是共產黨所不能容忍的」。一位聰明的朋友告訴他。「隱蔽起你的思想。不要多言多語」。
但是王立貞是一個頑強而自恃的人。他聳聳肩說：「我還要說，我沒有可怕的。他們曉得我協助他們，我們的關係非常好。我可以批評他們」。
在一天夜裡，幾個共產黨跑到他門前，用高聲而友好的口吻喚他出來。他的直覺警告他，他靜悄悄地聽著，沒敢到門口去開門。
外面領頭的人開始責罵他失禮。他對此僅作冷笑，同時，他開始懷疑他以前的行為是否聰明，他決心不去開門。他總以為過一會這些人便疲倦了，那時便會雲消霧散。他的驚慌並非無理。
外面的喜笑聲和花言巧語愈來愈甚，王某已經把手放上門上準備開門。他的妻子將他推開，倒在他的腳下。用力把他雙腳抱住。她恐懼得戰慄，請求丈夫不要開門。
王某和共產黨的戰鬥繼續了多時，最後他被說服，讓步開門。王某微笑著同他們打招呼。他們的態度也很和靄。突然兩個人捉著他的臂，這群人蜂擁而上將他帶走。後面傳來他妻子的嚎啕聲，他絕望地回頭看了一下，因為他曉得他再不會看到妻子、家和孩子了。
一路上共產黨取笑他，污辱他。全村人都躲在家裡，不敢出頭。有幾個人曾經偷看，當抵達村外郊野時，騷鬧取笑聲變成拳打腳踢和棍打。他們看到王某被拖走的方向。
稍後，在黑暗中共產黨又走回來，王某已經不在了。消息傳出後，王某的朋友跑去找他。離村不遠，發現到他的屍身。他倒在血泊裡，死在亂刀之下。兩位朋友把屍體翻過來。另一位朋友用一件衣服蓋上他被砍下的頭，死人頭的眼睛放出恐怖的凶，顯然是他還未即閉眼便死在利刃之下。
王某不是共產黨，他曾和他們友好，並對他們予以協助。他的罪名是由於他頑強地保持他批評的權利。王某的被謀殺僅因他堅守著中國人傳統的獨立自由的談話，所以他的慘死深深影響到鄰人。共產黨對非共產黨或反共產黨的恐怖手段，有時他用於黨內的同志，作為制壓黨內叛逆的有效方法。我熟記一件這類的事情。
戰前，在一九三○年代初期，安國縣一位地方監獄所長，是一個不拘小節的人，為人不算很好，也不算很壞。他的最大缺點是酷愛杯中物和懶散舒適的生活。後來丟掉了工作，跑到其他地方，此後我有好多年沒看見他。
一九四一年，當安國和河北的大部分都淪於共產黨控制時，我開始特別小心，在那時我又碰見他。
某天清晨二時，我正在教區內一個小村莊上的教友家裡聽取懺悔。幾個人跑來告訴我共產黨已經曉得我在這裡，鎮上的警察所長正在跑來看我。
「告訴他們我在睡覺，等一會我見他們」我說，因為我還需要時間完成職務，並須集中精力準備鬥智，但在不旋踵間，一位沒有武裝的共產黨已經追蹤而至。主人只好請他進來見我。我認出是老相識──以前安國縣的監獄所長。我們熱誠地打著招呼，但我的朋友都感覺懷疑。他們立刻擁進我和那位共產黨談話的房間裡。一個人拿進茶杯，另一個人開始掃地，慢慢地小心地掃來掃去，第三個人又拿進沖好的茶水，另一個又在忙著整理桌椅。這些行動自然都是為拖延時間，中國人作事常需要充足時間以考慮行動方法，當我這些朋友作這些多餘的小事時，他們正在分別計畫，如果這位共產黨對我的安全有任何陰謀時，怎樣使我逃脫。
最後這位共產黨發怒了，命令每個人都出去。他們緩緩地勉強提步走出，用悲憫的眼色偷看我，我神色自若地向他們微笑。
當房間裡只剩下我們兩人以後他向我跪下，懇求我救他的命。我懷疑他用心不善，不為所動。呂正操曾經警告我，假如我再被他曉得拯救任何中國人生命時，他就槍斃我。「你是一位共產黨員」。我說，「共產黨不會殺害自己黨員的」。
他低下頭去。
「就一般情形而言是這樣的」，他答道，「但我的情形不同，我曉得他們要清算我」。「為什麼呢」？我追問著。
他躊躇了一下。
現在我確認他是用計謀來軟化我。
「你記得我愛一點酒」？他說。
我點點頭。
「我曾喝醉一次酒，受過一次警告。但是我又喝醉了第二次，現在我曉得我的日子已經有限了」。
我已經把他拖起來請他坐在一個小凳上？他從凳子上抬起頭來看著我。他面孔顯示得坦白無邪。他講的話也很合理，但是我經驗共產黨的詭計大多了，雖然聽來句句有理，但也無法置信。
「你不相信我」！他說著又跪了下去。
「站起來」！我發看怒說。「你要我怎麼樣」？
他用手掩著臉，混身開始顫動。當他再抬頭看我時，顯然已陷入病態。面呈綠色，並且流下汗來。我開始盤詢他。我用許多相同的問題反覆訊問，有時加上新的問題在舊的問題上，有時改變一下成語或口氣，應用了我所能的反覆訊問技巧。
他是加此卑怯如此急切於挽救自己命運，以致他表示，為了顧全生命他不惜投降日本。這樣繼續有四小時，最後他說：「我將使你相信我說的是實話。我會證明給你看。我將告訴你一些共產黨的秘密以證明我的真誠」。
我抑制住我的情緒，表示出漠不關心，淡淡地看他一眼說：「噢，是嗎」？
於是他開始敘述一連串的共產黨罪行，我雖然聽慣看慣這些暴行，也深覺驚駭。
「我不在乎殺人」，他誇張地說。「我自己曾經殺過許多人」。「多少」？我問他。
「單我自己經手殺過一百五十人。經我主持，加上同志協助，所殺的人更數不清」。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我間他。
「我被迫如此。我成為一個共產黨員時，我便須殺人。都是我工作的一部分。這樣使我得寵使我升級」。他完全坦白地說。
這個人是投機的共產黨員，共產黨對這種人只是盡力利用，但永遠採取監視，且不會信任得過久。
他告訴我，當一個共產黨員認為另一黨員思想動搖時，便可以把他殺死。
「不用報告共產黨官員嗎」？我問
「是的」，他答道。「他可以殺掉同志，理由是恐怕在報告前被他跑掉」。
我知道這是實話。我開始相信他所講關於自己的事，可能是實情。他從我的眼神看到我心情的轉變。
他深吸了一口氣，靠近我作耳語。
「明天你要離開這村子，對嗎」？他問道。
我沒有講話，他繼續說下去。
「你必須經過那座橋──除此無他路可走。在橋上你將被便衣人員截住。如果他們在你身上發現任何不利於你的東西──不論是什麼東西──你便會殺掉。現在你相信我嗎」？
「是的」，我說，「現在我相信你了。但是你要明白，我不能幫助你跑到日本人那方面去」。
「我明白」他說。「我接受這一點」。
我們約定兩星期內在安國會面，把他隱藏起來，同時我計畫協助他去重慶。我們談話幾近六小時他才離去。最少我也預先得到警告我將面臨的事，我相信我這位共產黨朋友在目前不會對我作出什麼邪惡的事，雖然我也相信他沒辦法制止共產黨在橋頭阻止我搜查我。他的安全，全看我能否安然返回安國而定。我已經給他保證。他知道我不會食言，同時我也不得不相信他答應協助我的話。但是我對他的相助能力並無信心。假如我老早曉得，像他這樣一個投機者，雖然一度墜落並且那樣軟弱，而仍有崇高的信義感時，當時我也許感覺安適些。
後來他到了安國，他疏遠我，不和教會發生關係，也擺脫了共產黨，逕自投降日本人去了。他曾通知我，叫我不必憂慮；他會永遠記住我對他的救命大恩，並且不把我和共產黨往來的事露給日本人！我和他談過話後，我已經曉得他將不計任何代價拯救自己的生命。第二大，我以震懼的心情走向那座橋。常我騎著腳踏車走近橋邊時，共產黨守衛把我攔住。他們命令我下車，一個守衛把車子向旁邊用力一推，幾乎使車子滾到河裡。那天是個趕集的日子，河裡和路上往來的車輛船蘋很多。來往趕集的人們川流不息。
那天天氣很熱，我在頻頻出汗。我穿著一件中式黑長袍，帶著一個小包袱，裡面是梳洗用具，換洗內衣褲，業募璽賣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