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化大革命」中的初步覺醒
三、「文革」後的艱難跋涉
四、「六四」後我的理論反思
我作為一個中國的知識份子，至今對中國的文化事業沒有什麼積極的貢獻，深以為愧。但是作為50年代的中國知識份子，我的思想歷程卻是艱難曲折且頗具代表性的。認真總結這一歷程，或許尚能對中國文化的歷史有一點參考價值。
一、大環境培養起來的現代朦昧
我生長在天津。天津解放那年，我小學畢業。雖然年歲小，但有很強的正義感，再加上受到四叔（當時在北洋大學上學，是地下黨員）和一位教師（亦為地下黨員）的啟發教育，感受到舊中國的黑暗和百姓的貧困，對於肩負著民族解放重任和代表著人民希望的共產黨充滿敬佩，對共產黨所主張的未來理想充滿憧憬。解放後，共產黨幹部的清廉務實，國民經濟的恢復與建設的發展，都使我們這一代青年熱血沸騰，一心向黨，相信共產黨、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只要跟著共產黨，就能建設一個自由、民主、幸福、富強的新中國，就能實現崇高的人類理想。我們這一代青年幾乎都成了理想主義者。正是這樣的觀念和情感，成為我們接受政治宣傳的精神基礎。
對政治的關心，對文科與理科的全面愛好，這兩方面的因素使我考大學時選報了北京大學哲學系（當時，它的課程中有許多理科的課）。但1955年入學後系裡就宣布本係的培養目標是馬列主義的宣傳員。這時我們對學習馬列主義並無意見，但對「宣傳員」則很不滿足，覺得光讓我們宣傳太貶低我們了，我們可以研究，也可以發展，何況我們都是中學的佼佼者呢！不過，儘管心存疑惑，仍然帶著對馬列主義的無限崇敬認真地讀書。從55年下半年到56年紮紮實實地讀了一年多書，當然主要是馬列主義的書，而且大部分都是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
1957年5月份，北大開始熱鬧起來。大批青年學生抱著幫助黨整風的熱情，天真地「暢所欲言」，開座談會，出黑板報，貼大字報，甚至在校園裡演講，從學校工作一直到政治制度，幾乎無所不談。當時我也是一個積極活動者，除了貼大字報、出黑板報之外，還與幾位同學（劉濱、葉朗、冒從虎、趙修義、弓肇祥、郁慕鏞等）辦了一份油印小報，起名《五月》，在上面登了許多幫助黨整風的文章。我們這些同學在當時都還是比較愛獨立思考，想在學術上有所成就，或者說想發展馬列主義的。在當時的形勢下都很興奮，尤其是毛澤東提出了「雙百方針」，更使我們感到自己原來的想法是正確的，於是更加積極地投入到整風運動之中。
沒想到6月份形勢就起了根本性變化。我們幫助黨整風的言行都成了反黨罪狀，大會批小會鬥，大字報圍剿，個別攻心，一定要我們交出「反黨黑心」。我一個從中學升上來的大學二年級學生，哪裡見過這種陣勢！異常痛苦地思索自己究竟錯在何處，為什麼熱愛黨的動機會產生反黨的後果。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情況下，只有接受組織對自已的分析：雖然長在紅旗下，但世界觀沒有得到改造，仍然是資產階級的世界觀，所以顛倒黑白，指鹿為馬；再加上個人英雄主義惡性膨脹（竟想發展馬列主義！），完全弄錯了個人與組織、個人與領袖的關係，如不懸崖勒馬，將會變成背叛無產階級的野心家。當時真是痛心疾首，決心痛改前非。最後我們都受到不同的處份，但沒被劃成右派（據說是因為班上劃的右派已經夠數，校黨委付書記馮定審查了《五月》，將之定為「中右」。為此，班上的黨支部曾與系裡黨總支大吵了一頓，他們要將我們定為右派）。
從此以後，我們只有「夾著尾巴」做人了。儘管時不時地還會冒出與黨不協調的聲音，比如1958年到農村大辦人民公社，就曾說過人民公社辦早了；公社吃飯不要錢，沒有那麼厚的底子等等，但都是以檢查思想的形式出現的，而且真心誠意地希望大家幫助。總之，在不斷進行的運動中，自己幾乎完全喪失了獨立思考的習慣，不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凡是自己想的與上面說的不一致，就要檢查自己，從世界觀上找原因。
中國知識份子的骨頭就是在連續的政治運動中變軟的。我們青年學生當時不僅沒有政治鬥爭經驗，而且知識準備不足，在甚至還不清楚知識份子的歷史使命的情況下，就被灌輸「馴服工具論」，因而分辯是非的能力甚差。在政治上完全服從於黨的同時，在理論上則完全服膺於馬克思主義。不過說句公道話，當時我對馬克思的信服並不完全是盲目的。馬克思的《資本論》以巨大的邏輯力量征服了我，使我對唯物史觀和科學社會主義深信不疑。在並不真正瞭解世界上其他理論（儘管也開設西方哲學課，但是名之為「資產階級哲學批判」，只作斷章取義的介紹與批判）的情況下，當然只能產生「只有馬克思主義是真理」的結論。至於毛澤東，更由於他在政治上的成功而提高了其理論的征服力。
這樣，在中國當時的大環境下，培養了我們在政治和理論上的現代朦昧，不僅不再想什麼「發展馬克思主義」（那是多麼大的野心啊！），而且要時時檢查自己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刻苦改造，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當作絕對真理，當作鏡子，用之批判自己，脫胎換骨，重新做人。雖然馬克思說過要懷疑一切，但他是偉人，他盡可懷疑，他的懷疑就是創造；我們不行，我們只能學習、領會、解釋（還要十分小心，千萬別解釋錯了），只能不斷地進行自我批判、自我改造。
不僅如此，這種現代朦昧還表現在思維方式上。由馬列主義哲學所引申出來的「二分法」的思維方式把複雜的事物一概都分成對立的兩極，真理與謬誤、善與惡、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革命與反革命、進步與反動等等；其中一方是好的、對的、要發展的，而另一方則是壞的、錯的、要滅亡的。這種把複雜事物簡單化的思維方式非常有利於當權者。一旦它使人民相信它是進步的，它就不僅在政治上站穩了腳跟，而且在理論上也有了根基，從而得到人民的「充分」信任。
二、「文化大革命」中的初步覺醒
這種現像一直繼續著，到「文化大革命」中才開始有了初步的覺醒。「文革」開始時我已經被調到河北大學哲學系工作了。1966年5月，當我看到「第一張馬列主義主義大字報」時，我著實興奮了一陣子，因為大字報作者中有我三個同學，覺得他們跟上了時代。但是，很快我就被揪出來了。原因是：1，我是校、系走資派的黑干將；2，漏網右派；3，鄧拓的孝子賢孫（我給學生介紹過《燕山夜話》）。我莫名其妙地給關進「牛棚」，過去對我很好的教師和學生現在都橫眉冷對，我又陷入深深的苦悶之中：這些年我那麼注意思想改造，誠心誠意地跟共產黨走，刻苦鑽研馬列主義，難道還不能容我麼？我怎麼又成了黑幫？即使我沒徹底改造好，也得承認我還是努力的，怎麼就一棍子打死呢？我百思不得其解，檢查也就不可能寫得「深刻」。結果是在牛棚裡呆得時間最長。後來打派仗，從革命委員會辦公室裡搜出會議記錄，上面有這樣的話：「牛鬼蛇神中最不老實的就是雷永生」。在河北大學北院批鬥我的大會上，我被打得全身是傷，半邊臉被踢成紫黑色。我跪在台上聽人們揭發批判，心中卻一直想著：「這些淨是不實之詞，我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在「牛棚」中我慢慢地明白了一些事情。原來學校黨委並非被渲染的那麼神聖，而是存在著嚴重的派系鬥爭，我不過是這種鬥爭的犧牲品，群眾也不過是他們手中的玩物。「文革」一開始，老姦巨滑的黨委書記就標榜自己是真正的革命派，而把副書記和副校長拋了出去，說他們不僅有嚴重的歷史問題，而且還堅決執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這樣，他矇騙群眾，成為一派群眾組織的黑手；而另一派群眾組織則反黨委書記而保副書記和副校長。過去所謂的黨的堅如磐石的團結、黨的幹部一心為公的神話一下子完全破滅了。共產黨多年來所建立的威信（一半靠自身奮鬥，一半靠矇騙）在「文革」中毀於一旦。
不過，在我的心中，毛澤東的政治偶像和理論偶像的破滅還是在一次重大政治事件之後才發生的，這個事件就是林彪事件。林彪事件在實踐上宣布了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的破產。毛澤東選擇的接班人最後背叛了他，至少說明他沒看淮人，這正表明他也是一個凡人。而且他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誘導人性之惡，破壞經濟，摧毀文化，毀滅道德，卻說是為了「反修防修」，實現共產主義。如果這樣實現共產主義，那我寧可不要這種共產主義。當時我雖然對「文革」產生懷疑，但對馬克思的學說仍堅信不疑。
從「牛棚」裡被放出來後，我就把所有自己能支配的時間都用來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這次讀書的最大收穫是得出一個有理論根據的結論：毛澤東完全違反了馬克思主義。特別是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共產主義的實現需要生產力的極高發展和物質的極大豐富，以及人們的世界性的交往。如果沒有這些條件而試圖強行實現共產主義的話，最後只能是貧窮的普遍化，隨之而來的則是爭奪必需品的鬥爭，以及舊社會一切污濁的東西死灰復燃。「文革」的現實正好應了馬克思的預見。這樣，毛澤東這位所謂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偶像在我心中徹底崩塌了。這可視為我的思想的第一次解放。這次思想解放的成果是一篇六萬多字的長文：「論馬克思世界觀的轉變」，用馬克思來影射毛澤東，讓人們知道偉人也是人，誰都不是天生的聖人。
但是，我這時仍然把馬克思主義當作衡量是否真理的唯一尺度，仍然認為馬克思主義是最正確的，其他的理論都應批判地對待。所以這時的思想解放只能是極其有限的。儘管如此，我卻有一個極其寶貴的收穫，即恢復了獨立思考的勇氣，在內心裏打破了「自已永遠錯誤」的自卑心理，覺得我還能看清不少問題。思想上一旦去掉了巨大的壓力，有了自信，就空前地活躍了起來。我針對「文革」中出現的各種反常現象，在「馬列主義原著選讀」課上講解什麼是真馬克思主義，什麼是假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是怎麼說的，中國又是怎麼做的，等等。這一下又招來了圍攻，一個班主任（也是我的學生）甚至動員工農兵學員給我貼大字報，說「這是資產准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