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威格說：「一種教條一旦控制國家機關，國家就會成為鎮壓的工具，並迅速即建立恐怖統治。任何言論，只要是向無限權利挑戰的，都必須鎮壓，還要扼住那些異議的言者和作者的脖子。」杜威說過：「思想家只消開始思維時，都多多少少把穩定的世界推入危險之中。」
魯迅生前或死後，一直都有人批評，有人非議，有人謾罵，從來就沒有停止過。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依照慣例請幾位老鄉聊聊。座談時，羅稷南老先生向毛主席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設想疑問：「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不料毛主席沉思片刻，認真說：「以我的估計，要麼是關在牢裡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做聲。」
一句話說出來就是火，正是因為說出了事情的真相，所以，對於當事人來說，一句話說出來就是禍。因為衛道氏們是不甘心別人煽風點火的。山西運城地區農民發明一種抗旱的土法滲灌技術，被地方當局看中，當作宣揚政績的手段，搞了一場類似大躍進的突擊修建滲灌工程運動，其中相當一部分工程根本就是造假。這批勞民傷財的假滲灌工程，被記者高勤榮披露，緊接著幾家中央級媒體跟進報導，使其大白於天下，運城地方當局丟了臉面，一官員狂言「不惜挖地三尺」，也要搞倒高勤榮。不久，這樣一個反腐記者卻於當年12月被當地警方逮捕，並以判處12年徒刑。
不僅說出事情真相是危險的，而且說出歷史的真相，也同樣是危險的。專制時代，不僅活著的人，不能說出事情的真相，而且死人說出的歷史真相也要扼殺。司湯達講：有一位名叫詹奧涅的編年史學者，惹了殺身之禍，因為他想掀開歷史帷幕的一個邊角，大膽地寫出了很少的一點真情實況，他使用了一種摸棱兩可、不易讓人看懂的方式，半掩真相敘述了事件始末。他雖然那麼小心翼翼地著述，也沒有倖免於死在監獄裡。
面對真理所需要的勇氣，並不亞於面對敵人屠刀和槍口；說出事情真相的危險，其實不比亞與面對敵人的血腥和殘暴。在大革命時期，為說出事情真相，我們的先人頭可斷，血可流，前仆後繼。可是到了革命勝利以後我們，卻啞口無言，成了沉默的羔羊。馬寅初常對人說︰「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難。我就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敢言。」
魯迅說過：「沉默呀，沉默。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消失。」啞巴雖不說話，但是並不能說他心裏沒有；說出事情的真相雖然困難，但是我們決不能讓大家都閉口不言。對於沉默的大多數，最好的辦法就是啟蒙，用真理啟迪他們心中的正義的火種。等到大家都意思到了說出真相的重要，那個「沉默的群體」就變成了「爆發群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