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一個人的人性沒有完全失去，心靈沒有完全鈣化，不管政治觀點怎樣，大概不會試圖用那些毫無人性的詭辯來矮化「六四」，護解屠殺。網上那些詛咒「六四」的人，是「六四」悲劇的繼續延伸。唯一的區別是，在京城裡看到的是倒在血泊中的青年屍體，在網上讀到的是喪失判斷的靈魂而已。當我們為「六四」哀鳴的時候，這兩者都是哀鳴的對象。
實際上，對「六四」進行道義的評判，是那些操刀屠殺的人也盡力避免的事。屠殺者們這樣做是出於無奈：他們無法銷毀衛星圖片，也無法篡改逝去的電波。淡化以至人們(尤其是更年輕的一代)最終淡忘之是他們理想的算盤。他們的如意算盤能否撥出正數，不取決於「六四」能否被官方平反，而取決於我們自己是否首先為我們自己「平反」。
「六四」是中國歷史上巨大的創傷和挫折。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六四」又是可以利用的巨大政治資源；為求自保，中共在關鍵時刻把「平反六四」作為政治手段是完全可能的。我們要警惕的是，「平反」是專制政權玩熟了的遁術。平反「右派」的結果，是一大批重新掌權的「老幹部」成為「六四」的原凶；平反「76天安門事件」的結果是鄧小平執政、垂帘二十年，並成為另外一個「89天安門事件-」---「六四」最大的屠夫。這一現象背後的原因是十分簡單的：每次平反都不過是政治黑箱內的交易把戲，大眾不過是被動的接受者而已。冤案、災難成為始作甬者手中的牌，但恰恰沒有成為大眾吸取教訓、成長智能的資源。此外，歷代冤案的製造者們也沒有受到真正的懲罰。
我們對「六四」的平反夙求絕不能陷入那個老套的圈子。「六四」的參與者也絕不能再把我們自己看成是受害者而等待昭雪、安撫。更不能滿足於把鮮血變成平反官印的印脂。我們必須把我們自己擺在與屠夫李鵬等人平等的位置上，並看到正是我們自己賦予「他」簽署戒嚴令的權威。這種「賦予」不是直接的，是通過類似學生代表跪請大會堂台階的方式賦予的。中共政權或騎權自重的個人之權威根植在我們的心裏，通過我們的行為而使其成為壓制你我的現實權力。我們實實在在是專制體系的一部分。現在是痛定思痛、轉變思維的時候了，是從內心深處拋棄恐懼、無奈和幻想的時候了。這也就是上面提到的為自己「平反」之含義。
「六四」是包括鄧李在內的全民族的悲劇。從這個意義上講，「六四」不需要平反。如果要為「六四」平反，首先要問的是誰有權力來為我們平反？如果你的答案是你自己之外的任何他人，「平反六四」一定會成為悲劇「七四、八四」的序曲。那幺，如何由我們自己來為「六四」平反呢？
首先，我們必須把「六四」這樣一個複雜的多維事件變成簡單的、大眾可以理解的常識經驗。某著名「六四」參與者，在千分析、萬思討之後，認為鄧下令開槍是出於對國家的「責任感」。這種看法是我們長期思維慣性的使然。我毫不懷疑，鄧下令開槍是出於對失去權力、面子的恐懼；是出於保護他的家人以及他的朋友們家人的本能反應。在評論政治人物或事件的時候，動輒使用「對國家民族負責「的說法不僅迷惑了我們自己，也迷惑了獨裁者們。這種遠離人性的解釋習性是我們要為自己「平反」的當務之急。我們必須建立這樣的常識：任何獨掌國家機器的個人或集團宣稱以其自己的方式來為國家民族「負責」都注定是不可靠的。「六四」的參與者主動為屠夫作那樣的註解是令人遺憾的。
其次，中共若要利用平反「六四」的價值，收買、安撫「六四」著名受害及參與者是平反價值兌現的不法二門。我雖然不大相信丁子霖教授會放棄起訴李鵬而去當政協委員；也不大相信劉小波先生會停止討伐轉而去當「人民日報」的總編，仿效王若水先生寫幾篇模棱兩可的社論以暗示基層為「六四」平反。但我的確擔心，「六四」又成為強權或少數人操縱的籌碼，要幺成為舊專制苟延的機會，要幺成為新專制誕生的起點。如何避免這一可能性的發生，是所有「六四」參與者要睜大眼睛的。
最後，「平反六四」就是時刻不能忘記我們為生存而付出的代價。也不能忘記，在強權的操縱下，正是我們東面鄰居的兒子開槍射殺西面鄰居家小子的可悲事實。我們必須把這樣一個悲劇以所有可能的方式記載下來，告誡我們的子女，告誡那些不知道真相的人們。讓這浸滿鮮血的教訓變為我們生存的常識：殺人的強權(人)正是我們自己豢養的，不要依賴任何他人，從我們自己開始掐斷它的養料。 如果我們這樣做了，「六四」就已經「平反」了。
(1/9/2003 2:1)
來源：新世紀 www.ncn.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