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近年來規模最大的一起「學生運動」。它的發生至少說明瞭兩個問題：第一、所謂大陸的「群體性事件」根本和「動亂」無關，而是關乎社會公正和憲法權利問題的。恰恰是由於政府及其喉舌的「爲所欲爲」，才導致了「群體性事件」的愈演愈烈。在這種情況下，用武力彈壓示威和抗議就根本不是爲了什麼社會穩定，而是爲了權力自衛。
第二、合肥事件的「妥善處理」表明，政治決不是「三個代表」和「爲人民服務」所定義的政治，而是一個「討價還價」的公共過程。試想如果沒有學生示威的壓力，上述處理結果是不可能發生的。人們應當記住，沒有一位官員願意主動地爲自己的過失承擔責任，因此，公民捍衛自己的權利就不可能依靠「代表」們的「政治覺悟」，而需要依靠自己的「政治覺悟」，即捍衛自己權利的公民意識。在這種意義上，我願意把合肥事件視爲新世紀中國自由運動的良性開端，或者將之視爲香港抗議23條立法運動在大陸的某種延伸──一個遲到的春天正在來臨，它被阻擋了13年之久。
當然，我們不能對這個季節盲目樂觀。當今中國，不公正問題此起彼伏，但有哪些抗議行動取得了當事人滿意的結果了呢？去年大慶等地發生工潮，示威領袖卻面臨重刑的報復。那麼爲什麼合肥事件達成了相反的結果？關鍵是這次學生運動的目標是有限的，是政府在一定程度內可以「妥協」的。但儘管如此，「秋後算帳」也不能說完全可以避免。由於這個體制是反政治或非政治的，由於幾十年來的政治小傳統，它的心胸還難以寬容「自下而上的政治」，因此，人們必須密切關注「合肥以後的日子」。
不過某些樂觀的估計也不是完全沒有根據。對合肥事件的處理也檢驗著「胡錦濤政府」的政治水平和開明程度。總的來說，這次事件及其處理給了人們某種不同於江時代的印象。這些不同在政治上意味著什麼，人們還將拭目以待。
此時大陸正是嚴冬季節，千里冰封，滿目荒涼。遵命中的數萬家媒體對「合肥事件」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像黃河封口一樣閉口不言。從這種意義上說，合肥的大學生實在只是取得了有限的成果──他們的聲音並沒有傳到應該傳到的地方。換句話說，不是《新安晚報》，而是「《新安晚報》們」才是自由和公正真正的敵人之一。
2003年1月9日星期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