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的兩位民工用了這一招：1月4日，他們爬上9層高的大樓，聲稱討不到欠薪就要往下跳。在警方和消防人員的協調下，包工頭把錢送上了樓頂，他們也就安然走下9樓。
近些年來，每到年關時節，民工用各種方式追討欠薪已經成了很多城市的例行景觀。可以說，民工工資遭拖欠其實是農民問題在城市的延伸。農民在農村可能會對各種收費不勝負擔，如果進城也得不到應有的工資權益保障，那農民可真是「進亦憂，退亦憂」了。退不憂暫不表，怎麼保障農民進不憂？
在勞動糾紛領域，欠薪本是一件常事，可以通過勞動仲裁或訴訟途徑化解。但是，欠薪問題年年在特定群體中大面積地爆發，年年清欠年年欠，這就不能不說是一個大問題了。
應該說，保障民工獲得勞動報酬權，無論從功利角度還是從道義角度，都是政府義不容辭的法律職責，政府應著眼於維持勞資雙方的力量均衡，切實增強民工群體的勢力。這不僅是因為，在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民工為我國經濟的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在有些行業，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撤除了民工，整個行業都將癱瘓；也還因為，與那些掌控著民工就業機會的僱主們相比，單個民工或者少量有組織的民工，都處於極不對等的弱勢地位，他們的抗爭是乏力的，有時是無效的甚至是悲劇性的。
現在的問題是，《勞動法》對惡意拖欠工資的單位僅規定了「責令支付勞動者的工資報酬、經濟補償，並可以責令支付賠償金」。而這對企業而言，根本無關痛痒。不少老闆正是鑽了這個法律漏洞，肆意欠薪，因此通過修法加大處罰力度極有必要。此外，還應將欠薪問題與信用制度結合起來，以使不法老闆對長遠的不利後果有所忌憚。
為防止欠薪給勞動者帶來損失，深圳、上海等地已仿照國外立法，建立起「工資賠償基金」。基金平時按一定標準從用工企業徵集，一旦發生欠薪事件，便從基金中墊付賠償，日後再從拍賣拖欠者財產所得中扣回。此種辦法值得各地效仿。但這些措施仍屬事後的處罰和補救，當務之急還需加大預防力度。
加大預防力度，需要政府作為，問題是政府作為難以發揮。本來，民工大多因初進城而不懂或不敢舉報欠薪事件，而通過勞動監察員定期進企業個別訪談、查賬等形式，有助消除民工的顧慮。儘管《勞動法》規定勞動行政部門監督檢查人員有權進入用人單位檢查，但現實中監察員的嚴重短缺已使該條文形同空文，也使欠薪現象無從監控，只能依賴年關時節運動式的「大檢查」，但此時欠薪的結局早已釀成。據報導，目前深圳市的勞動監察人員只有200多名，勞動監察人員與員工的比例是1︰20000，而在香港，監察人員與員工的比例卻是1︰4000。以武漢市洪山區為例，各類性質的企業3萬多個，而配備的勞動監察和勞動爭議仲裁人員編製數卻各自只有1個。其他城市的城區也大多隻有1至2名監察員。此種狀況如不及早改變，年年清欠年年欠就會繼續上演。
(<南方週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