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才想到需要為那篇報告再寫點什麼，海外的意見姑且不論，單是國內的朋友私下就多有勸誡的，那意思是就此打住，不要再為基層民主說話了，否則，「政治不正確」不說，民粹主義也是誤國誤民的。
我接觸基層民主的問題有五六年的時間，學者們關於村民選舉之類的爭論讓我大開眼界。他們各自依恃的理論、歷史背景豐富了我對村民選舉的理解，不管他們各自的潛台詞是什麼，是讚美所謂制度創新下的民主，是否定村民選舉作為中國民主道路的起點，還是諷刺中共這一做給人看的花架子工程，我卻更多地讀到了他們的信仰，換句話說，他們各自己一筆滔滔洋洋萬言的說辭、證據只是因為他們信或不信。我因此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對學理的爭論敬而遠之。
說來真是一種機緣，似乎注定我要介入基層民主問題。當然首先在於我是從農村出來的，雖然我有十多年不曾在農村生活了。在讀過不少有關農村的文章和著作後，真覺得農民世界完全被推遠成為一個不可理喻的對象世界，這個世界已經成為了中國都市、中國精英和高等華人的「負擔」，但其「神秘命運」又成了各種人以其為材料收割自己的政績、學績、名望的重要的制高點。有關「三農」的時文在近幾年來開始氾濫就是明證。我也在這種背景下結識了不少「三農」問題的專家、官員和地方精英。而當我跟李昌平先生交成朋友，跟王振耀先生討論起選舉中的官員心理時，表達我自己的意見幾乎「呼之欲出」。
感謝李凡先生，他邀請我加入他的基層民主選舉「民間觀察團」，讓我實地瞭解官員和農民在想什麼問題。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我寫出了一個觀察報告，送給了一些朋友，修改稿出來後，又送給了朋友們傳看，李凡等人又提出意見並作了補充修改。這期間不知是哪一種版本的報告在網上傳開了。不管是哪位朋友把沒有定稿的報告發出來，有關基層民主的說法兒卻是我的，我當然要負其責。我隨後寫了《英雄》一文再次表達了我對基層的關切。
但顯然，人們更把我的報告當作我對基層民主支持與否的表態，有朋友很快發來胡平先生有關農村選舉的文章，私下的討論則要求我不要走得太遠，似乎關於基層民主已經有一個真理性的結論，不容挑戰，不容置喙。這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是一個政治正確與否的問題。而我這樣的人來談論基層民主，就是犯了錯誤，就是無知，就是落入了民粹主義的泥潭，就是誤導了中國民主力量的方向。
我擔不起這樣的罪責。但同樣我無法面對的是，就是我們這麼討論的時候，農民們正希望他們在一次次的選舉中團結力量，發揮自組織的作用，為他們的利益一分分地爭取。不這麼爭取，他們為中共各級政權及其爪牙這些大大小小的「地主」們種地所得到的，在各種盤算下竟是欠地主們的，五十多年來，他們為「地主」種地所得仍不過是一貧如洗。自留地、宅基地都算作承包耕地一年年地交稅寫在農民的負擔卡裡，結婚需要的費用比城裡人還高，殺豬要交錢，砍樹要交錢，蓋房要交錢，每畝地的水費規定是四斤穀子錢，「潛規則」折算後卻是近十元錢。等等等等。這就是我看到的現實。余世存就在上週四，本月16日，河北省故城縣青罕鎮財政所組織了三十多人的徵稅團下鄉，爪牙下鄉，開八輛車，浩浩蕩蕩，農民將何以堪？
講這樣的故事沒有用，反而讓人有民粹主義之嫌，有煽動革命造反起義之心，有反智之罪。那麼，說到本質，能不能不要把我的文章看作是我對基層民主的表態，我確實沒有把基層民主上升到偉光正的角度，因為我談的是具體問題，我談的是多方互動中的基層民主，我談的是細節，無論精英民主或自上而下的民主何時實現，地方建設、民眾的民主訓練現在開始了是否不算壞事？關於民主有太多的討論，但民主不僅是一種理論，不僅是一種學說，不僅是一種信仰，不僅是一種政治生態，也是一種社會運動，是一種生活方式。基層民主正從社會運動和生活方式的角度重構中國社會的秩序。在農民以頭撞牆以拓寬其生存空間（二十多年來，他們以血手印的方式，以農民工的身份不斷地以頭撞牆，撞開了公社的大門，撞開了城市的大門）的時候，我們卻在相對安全的環境裡表達我們的優越的知識和良知正義感，我們也幸運地沒有跟中國社會最黑暗最保守的勢力正面較量。而基層選舉，正如中共官員也從未否認的，是農民的創造物，我們有什麼理由否認它的存在，有什麼理由讓它等著，等著自上而下的民主運動到來呢？
(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