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所謂團派，是泛指幹部的鬆散型系統，並非是狹義的政治派系，更不可籠而統之地將凡有共青團背景的官員都稱為「胡錦濤人馬」。
團派可分為中央團派和地方團派兩支，前者指共青團中央機關的幹部，後者是指省和省以下的團派幹部。如果細心觀察，將會發現中共官員曾經在共青團系統工作過的比例很高，例如現任政治局、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吳官正也被稱為團派人物，其實他只在短時間內擔任過共青團支部書記。
嚴格意義上說，團派官員應指曾在共青團系統擔任中、高級職務者，他們大都與共青團的淵源較深，且有一定影響力。
中共幹部的搖籃
共青團向來被中共稱為「黨的助手」、「黨的後備隊」。也有人指，共青團是中共幹部的「搖籃」，因為共青團背景的幹部青雲直上者比比皆是。例如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曾任團中央第一書記；前政治局常委胡啟立，前全國人大委員長喬石，現任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等，都是團派名人。
近年來，團派官員撐起中共權力半邊天，因此有人認為，胡錦濤一直分管組織系統，他在藉機培植勢力。這種說法並不確切。雖然中共在幹部任用上任人唯親、裙帶關係之風盛行，但是對於高級幹部的選拔還是有一套考核程序的。共青團幹部所以多被選拔到「領導崗位」，即與中國的政治體制有關，也與共青團的基本定位有關。共青團雖是中共黨組織控制下的「群眾團體」，但它實際上早已成為中共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共青團系統的中、高級幹部，常常又是共產黨員。
再就是，與中共近年來的幹部政策有關。改革開放後，中共對幹部「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要求越來越高，而共青團幹部恰恰具備這些優勢，於是大批共青團幹部得到晉升。其中，一些團中央幹部被派往地方加以歷練，然後重用。這就是所謂的「先下海，再上山」。
近年來，共青團系統幹部的身價更是水漲船高，統計顯示，共青團幹部升任中共副省部級幹部人數大增，而擔任副局級以上幹部者更高達130人以上。胡錦濤擔任第十一屆共青團第一書記時的22位團中央常委中，目前已有21位成為副省部級以上官員。在去年31省黨委改組中，中央團系一批政治新星成為地方「老三」，地位僅次於省委書記和省長。
中共十六大後，團派力量進一步呈現上升趨勢，在198名中央委員會和156名中央候補委員，團派佔35名；在24名政治局委員中，團派連胡錦濤在內共有五席，雖然比例還不是很大，但是與往屆相較已屬「大躍進」。
團派崛起成為引人矚目的現象，與其說是胡錦濤的謀略，還不如說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必然產物，新形勢，新人事。況且「先下海，再上山」，也比較符合人事規律，只有經過千錘百煉，才能出好鋼。一般來說，共青團高級幹部同時又是政治精英，政治上可靠，有知識，有年齡優勢，他們理所當然地成為選拔幹部的首選。
外界對中共權力層團派的理解，多半都帶有派系鬥爭的意涵，平心而論，它只是中共官場文化現象之一，與政治派別沒有太多的聯繫。正如外界常說的「清華幫」、「上海幫」等並不一定代表中共內部的某個派系，而很可能是憑藉外在特徵隨意歸類，主觀猜測成分居多。但是團派又確實是一個政治範疇，在中共這樣一個龐大政黨內部，團派的指向無可否認。共同的組織、經歷和信仰，或者還有共同的集團利益，確實為他們溝通、交流、互助提供了便利。
從共青團系統走出來的胡錦濤，當然希望「小兵挑大樑」。其實，任何領導人都希望能有一批跟自己關係較緊密的人擔任重要職務，不僅在中國如此，在許多西方民主國家都有類似情況。胡錦濤曾在團中央工作過，所以原來擔任過共青團重要職務的地方幹部，很多都被認為與胡錦濤有工作淵源。胡錦濤提拔這些人，使得團派力量在中共內部大增是一個事實。但是，並非每個出身團派的都是「胡錦濤的人」。
處事謹慎的胡錦濤雖然在最高層多年，但並不具有決策地位，更不能公開構筑自己的班底。從這個層面看，團派在中國政壇仍崛起，又帶有很大偶然性。不過，這種狀況在悄悄改變。隨著胡錦濤的權力逐漸穩固，他將可以全盤操作整個黨、政、軍和財經人事大權。一般相信，未來會有更多的團派官員得到提升。
胡錦濤若要盡早主導大局，勢必要在培養班底上多下功夫，物色舊部及周圍熟悉的人物充當大任也在情理之中。只是，團派官員普遍缺乏財經知識和行政管理經驗，升任地方大員後，必須防止銳氣化為浮躁，抱負化為空談。
中國地方黨政系統部分團派官員
河南省委書記李克強
四川省委書記張學忠
福建省委書記宋德福
江蘇省委書記李源潮
河北省委書記白克明
甘肅省委書記宋照肅
貴州省委書記錢運錄
北京市長孟學農
廣東省長黃華華
雲南省長徐榮凱
甘肅省長陸浩
上海市常務副市長韓正
新疆建設兵團司令員張慶黎
河南省長李成玉
北京市委副書記強衛
四川省委副書記劉鵬
西藏自治區主席列確
山東省政協主席吳愛英
江蘇省省長季允石
寧夏自治區主席馬啟智
山西省委副書記張寶順
廣西自治區副書記劉奇葆
陝西省委副書記袁純清
天津市委副書記劉勝玉
吉林省委副書記林炎志
(聯合早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