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7日《經濟觀察報》刊發了針對改革人物呂日周的長篇專訪《爭議人物呂日周告別長治離任時不留「後路」》。文中提到了呂日周的所謂「最後的瘋狂」。他在即將離任、前往省裡任省政協副主席之際，針對山西省沁縣新店鎮一企業施工亂砍濫伐樹木的報導，點名批評了市委副書記和副市長。其言辭之激烈，即便是習慣了呂日週一貫做法的長治人也感到一時摸不著頭腦。
文中還提到，呂日周在山西長治的最後這段日子，署理黨政事務顯得更加不近人情。很多人抑制不住內心驚詫：呂日周瘋了吧，一個要走的人，怎麼就不知道給自己留條後路？
讓我感到透骨涼意的是文章中的這麼一句話：「在長治，從要害部門到閑曹細局都瀰漫著一種奇怪的氣息，官員們面對記者目光詭異，絕口不談呂日周。」
為什麼「絕口不談呂日周」？一段時期以來，媒體對長治市委書記呂日周進行了大規模的報導，不僅讓普通人知道了呂日周這個名字，更讓人們知道了呂日周在長治所幹的那些事、所說的那些話。對於呂日周在長治的所做所為，經濟學家有經濟學家的解釋，社會學家有社會學家的理解，而對普普通通的百姓而言，看到的是一個正氣的化身，一股正義的力量。
毋庸諱言，對我們社會來說，對廣大的普通人來說，呂日周的價值，不在於他的經濟改革實驗，也不在於他的政務改革，人們之所以記住他，完全是因為他對官僚體制弊端的批評怒罵。他做了人們一直想做而不敢做的事，說了人們一直想說而不敢說的話。
正是因為呂日周敢說更敢做，他才成了一個備受爭議的人物，成了一根出頭的椽子。
可是，「出頭的椽子」並沒有先爛，這倒是非常耐人尋味的。
雖然早就有人說過，呂日周在長治之所以能夠，或者說之所以「敢」雷厲風行，完全因為他是市委書記，是「一把手」。甚至有人說得更明白，他是在以「人治」搞改革，以「人治」搞輿論監督。應該承認，這些說法還是很「深刻」的，但更「深刻」的是：為什麼那麼多「一把手」在搞「人治」，卻為何偏偏讓呂日周成了「出頭的椽子」，成了「備受爭議」的人物？
對一個人物的評價是不能離開社會歷史背景的。儘管曾經有人建言，呂日周應該從制度的角度，考慮如何把他的改革進行下去。言外之意自然就是，你得考慮，你的這些改革成果，一旦你離開之後怎麼辦，長治會不會又回到老路上去？
可是，我們真的就能夠這樣要求呂日周嗎？
呂日周不可能給我們留下這樣的奇蹟。從現實的角度來講，呂日周已經給我們深刻的啟示－－－在現實社會，踏踏實實和雷厲風行的「落實」，比還不太現實的「制度」更緊迫，更有價值。
呂日周的「不留後路」，可能恰恰是他對現實清醒認識後的理性舉動。
但更加「理性」的，恐怕還是那些「絕口不談呂日周」的人。比起他們，說呂日周「瘋狂」，說呂日周「不留後路」都顯得幼稚。政治的磨練和生活早就教會人們如何自覺地尋找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尤其是在這麼個「節骨眼」上。
當然，我們不能就此認定「絕口不談呂日周」就是什麼大是大非，因為照那篇文章中的說法：「呂日周在長治的第三個春節臨近的時候，沒有了往年早早就能聽到的爆竹聲，只有滿城的流言在飛舞。」因為「據悉，《長治日報》的子報《上黨晚報》有關負責人已經告誡所有編輯記者，今後針對領導幹部的批評文章將被『槍斃』」，更因為「以寫批評報導聞名長治、曾經被呂日周授予『人民記者』榮譽稱號的李慧良，最近突然被人告到了紀檢委，罪名莫須有」。作為一名長治人，是不能不考慮這幾個「因為」的。
2003年01月29日 中國青年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