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統計，目前中國大陸企業間相互拖欠款一點六萬億元，造假經濟規模一千二百七十多億元，國家年損失稅收二百五十多億元。二百八十三家名優企業的六百五十多種產品被假冒。僅二OO一年上半年工商管理系統受理的違規、違法經濟案件就達五千三百三十八超，比上年同期增加61％。
以上只是經濟領域內有據可查的統計，而無法統計及其它領域的弄虛做假更是五化八門。如：上市公司不講信用、金融市場違規操作、會計信息嚴重失真、假文憑、假論文、黑心哨、假統計…簡直令人咋舌。
如果說上述現象已觸目驚心，更令人擔憂的是：今天的中國大陸已形成了各社會成員、各群體、各階層之間互不信任的社會心理。其基本現狀是：個人之間誠信尚存一些，但多見於親友同事等以近緣關係為紐帶的特定小群體。整個社會成員之間的誠信卻越來越少。而個人與單位（群體），單位（群體）與單位（群體）之間的誠信度已很低。這是多發性的誠信喪失，表明誠信危機的波及面之廣泛。目前中國政府與民間的誠信度最低。這是帶有全局性、結構性的誠信喪失，是誠信危機的根本方面。
在中國共產黨奪取大陸政權前後的一段時期，因其自律較強，也確實為人民辦了一些好事。民眾對這個黨頗為信任，當時的社會誠信度也較高。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共產專制政權的弊端就逐步暴露出來。不斷的內爭外鬥，一系列的決策失誤，直至後來經歷了文化大革命，面對經濟崩潰，人事混亂的局面，民眾的疑惑日益加深。「六．四」之後，經過鐵血的洗禮，面對東歐的巨變，通過與世界先進文明的對比，人民看清了中國的失誤和差距，對共產黨的信任急轉直下。特別是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控制著全國絕大部分資源而無人能夠監督的共產黨權貴們，一方面將權力與資本相結合，使中國走上了畸形的經濟發展之路，另一方面卻自欺欺人的宣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一方面自詡代表人民利益，另一方面卻貪污腐化不擇手段。結果使腐敗加劇，貧富分化嚴重，失業增加。民眾已深感權利無保障，對共產黨殘存的信任也喪失殆盡，開始自尋出路了。
今日的共產黨已由頗具理想色彩、充滿革命激情的政治集團，蛻變成經濟上貪得無厭，政治上壟斷權力的保守勢力。他們已失去了對社會講誠信的能力和勇氣，而是以加緊控制軍警、媒體，阻遏真實信息，全力自我包裝，打壓不同政見，封殺體制外組織等手段來維持其統治，而民眾自有應對之策。多年來民間逐漸形成了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的社會心態，並流行著一句具有行為意向的口頭嬋：「胡弄共產黨」。中國大陸結構性的誠信危機終於釀成了。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國當前最大的不誠信是共產黨治國理念與治國行為的不一致，是其自我標榜與實際表現的不一致。這種對天下的大不誠信，引發了社會上許許多多的小不誠信。而這些小不誠信中的相當一部分也是共產黨官員或自己，或與他人合作，或是其直接、間接領導下的個人、部門所為。
當然，民間也有不誠信行為，但無結社自由的分散民眾是弱勢群體。如不與權貴聯手或向其行賄，他們甚至缺乏從不誠信中長期安全的獲得收益的機會和條件。所以，他們不是造成誠信危機的主要責任群體。
而一些共產黨官員及與之合作的強勢群體，已形成了盤根錯節的利益關係。他們為自己創造了可以不講誠信，可以從不誠信中受益，可以逃避不誠信責任的社會條件。他們的不誠信行為具有普遍性、規模大、危害深、收益高、安全隱蔽等特點。他們是不誠信的主要行為群體，是造成誠信危機的主要責任者。
中國大陸當前的誠信危機是在共產主義理想幻滅，社會主義實踐失敗的歷史背景下，在共產專制政權破壞了傳統優良道德，而所謂共產主義道德又不能形成，以組織為主體的信譽機制已失靈，個人信譽機制沒能建立的社會狀態下，畸形的市場經濟必然產生的結果。獨尊馬列主義、排斥先進思想文明，是危機發生的意識形態根源，一黨獨裁的專制制度是危機發生的政治根源，無有效責任的公有制是危機發生的經濟根源。無獨立、公正的立法、司法體系，無言論、出版、結社自由是危機發生的重要社會條件。
可見，中國大陸當前的誠信危機是在不合理的社會機制的作用下，人心扭曲，人性中醜惡的一面得以張揚所必然造成的社會後果。是不良的價值取向及其它社會弊端在道德領域內的集中體現，是社會結構性、系統性失衡所帶來的惡果。
首先，造成個人、群體、階層、民族、政府之間相互猜疑、防範，進而相互疏離、對立。使社會凝聚力下降，合力難以形成，從而引發各種社會矛盾。
其次，真實信息傳遞受阻、失真，虛假信息氾濫。上可誤導國家決策，下可誤導公民個人行為。使整個社會失誤增多，交易及社會管理效率降低，成本提高。造成資源浪費，最終不利國計民生。
再次，用不誠信方式謀取功利，實質上不是社會財富的有效增加，而是資源的不合理利用和流動，是資源所有權的不合理變更。這將使合法勞動無相應回報，個人權利遭侵害，有利社會的積極性受挫，從而影響社會的創新性發展。
長此下去，整個社會將發生質變，正常社會關係遭破壞，經濟秩序全面混亂，國際形象及競爭力受損，從而造成災難性後果。
摘自《爭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