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起因於「四人幫」粉碎後，中國文聯第三屆全委會第三次擴大會議近代組的一次分組會。這次會議參加者中有歐陽山、林淡秋諸位前輩。會議主持者是孟繁和、王寶生兩同志。就在這次分組會上，前輩李初梨說：「魯迅算什麼！郭沫若提出革命文學的時候，他還在喊虛無主義呢！」還說：「許廣平不是什麼因魯迅書信被拿走氣死的，而是因為她與王關戚關係密切，王關戚一揪出來，就嚇死了。」
對於父親魯迅的評價，各人看法不同，這原是正常的。但是對於母親的無端指斥，我覺得這位前輩不僅太傷人，失之於厚道，簡直是在信口污蔑人。關於母親亡故的原因，我將在後文述及。這裡先說明幾點情況。
江青召見許廣平
不錯，母親早就認識戚本禹。那是1962年初，她收到戚寄自中南海秘書室的一封私人信件，大意是他讀了母親的《魯迅回憶錄》，有一些感想，打算寫一篇《魯迅與群眾》的文章，因為「毛主席說過，魯迅是最平等待人的」。為此希望母親提供一些材料，「我想拜訪您一次，請您給我一些指示」。母親對人一向是熱情的，她答應與之交談。戚來訪的那天，我正在廣播事業局上班。但事後知道，他就有關魯迅研究提了幾個問題，母親一一作了答覆，僅此而已。就這樣，她與戚本禹算是認識了。戚的這封信至今還留存著，很簡短，日期是1月14日。此後便再沒有什麼聯繫。
直到1966年5月下旬，一個星期日的上午，我正休息在家，戚本禹忽然打來電話，說有要事來面談。來到我家後，他只簡單地傳遞一個訊息：江青要母親立即到上海去。至於去上海幹什麼，他沒有明說，只講「到了那裡就會知道」。並說此去逗留的日子不會長。他知道母親有心臟病，讓我陪侍同去，以便有個照應。我插問一句：如何請假，向哪一級請假？他回答說，請假的事，我們會替你辦的。他回去不久，便送來兩張當日上午的飛機票，我們就立即動身出發。
從上海機場出來，便有上海市委交際處的人來接，汽車一路開到了錦江飯店。房間似乎早就定妥，是遠離旅客的第10層。客房為單間，放有兩架單人床。接待的幹部交待：不要下樓、外出、打電話。吃飯自會有人按時送到房間來，每餐都在房間裡吃。臨走留下一個電話號碼，說有事可以打電話給他。
打從接到通知，我們母子倆就一直處在滿心狐疑之中，因此到了飯店，母親就和我猜測，到底召我們來做什麼？為什麼那麼急迫？又弄得如此神秘兮兮的，竟連房門都不讓我們邁出一步？好不容易忐忑不安地挨到傍晚，那人來通知，讓我們到樓下的錦江小禮堂去。他把我們領入落座後，便即告退，這時忽見這空曠的窗簾密封著的大房間裡端坐著一個人，她就是江青。
江青開口先道了辛苦，隨後突然問我母親：你要不要給魯迅伸冤？我聽後吃了一驚，並從母親表情中看到，她也對這句話大為震驚。江青接著說：你們把筆收起來，不要記錄，這次請你來，是讓你把三十年代的冤屈吐一吐。本來想想算了，由你去了(我當時想，這大概是你們雖然無可救藥，但是還給個機會之意吧－－海嬰注)。你回房間去好好想一想，不要害怕，有什麼冤屈都寫下來。什麼時候寫好，交給工作人員。接著籠統地講了幾句形勢。還說我們這次被召來上海，中央是知道的。我們一頭霧水，絲毫也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心裏又緊張，也不敢提問什麼。末了她說，今天就談到這裡。你不要出這個樓，不要找這裡的朋友，外邊不安全，也不要向外打電話，這件事對誰也不要說。交待過這幾句，便起身送我們走了。
母親和我恍恍惚惚地返回房間，晚餐送來了，但我們自始至終不知在吃些什麼。飯後，母親跟我說：父親在三十年代是有氣的，這些都在他的文章裡表達出來了。他的病和死，我們是有疑問的，連叔父周建人一直也在懷疑。只是講到「冤屈」這層意思卻又從何而來？不知道江青所說的「冤屈」究竟指的是什麼？又是怎樣程度的冤屈？真是難以捉摸！這天晚上，我見母親一直在床上輾轉反側，沒有睡好，想必是整夜在搜索枯腸吧。我理解母親的苦衷，雖然她內心不願意，但是既已應召而來，看來不交出點什麼，是斷乎過不了關的。
第二天上午，工作人員送來四份中央文件，說是只准看不許摘抄。文件之中記得有：《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5．16」通知)，母親和我急匆匆地讀了一遍，除了覺得江青所講的形勢原來都是文件裡的內容，還仍然如在雲霧裡弄不清底細。只覺得這是毛主席的號召，要緊學緊跟。但這些都不及細細捉摸，眼下最重要的是回憶和寫出材料來交卷。母親經過一天苦苦思索，叫我鋪開紙，由她口述我記錄，就這樣邊憶邊寫邊擦汗，搞了一天。到晚上，母親疲憊地擦拭著額上的虛汗，表示再也挖不出什麼「冤屈」來了。我又不能幫她什麼，只能暫停休息。隨後，母親將我記錄的稿子拿去修改，直到深夜才完成。次日由我謄抄，成稿10頁。材料前附了半頁給江青的信(簡訊括弧裡的字是我添加的，得到母親的認可)：「感謝您借給我閱讀的(四份重要)文件，現在看完了(懂得不少事，真覺得必須把社會主義文化革命進行到底！)，特此奉還。這幾天有關三十年代的前後回憶了一番，搜索枯腸，只記得了這麼一些(沒保留寫下)，不知能供您參考與否？若有不妥處，希望把意見指出，以便修改。」
母親把這份材料封好交給工作人員，同時向他提出要上街走走。離錦江飯店僅幾百米的霞飛坊，是我們曾經住過十幾年的地方，而且至今我妻子的父母兄妹仍舊住在那裡，怎能到了上海而不去看望呢！說到不安全，我們想不通會發生什麼事。中午有了回音，只允許到友誼商店去購物。無奈，我們在一位交際處管接待的女同志陪伴下，也可以說監視下在友誼商店二樓逛了一圈。裡邊冷清清的，只有幾個「外賓」在購物。這大概就是他們認為安全的地方吧。母親買了一塊廣東香雲紗衣料，我給妻子挑了一件雨衣，不敢多逛，便匆匆打道回旅館。
隔了一天，又通知見「首長」。仍是這個地方、這個陣勢，邊上仍然沒有旁人，空空蕩蕩，只有江青在座，她開門見山講：「材料看了，時間嘛已經過去很久了，沒有什麼新的東西！也許你知道得不多。那你馬上就回去吧！我叫人去買飛機票。這次來上海不要告訴別人。」
對成仿吾談話的看法
在這風平浪靜的1966年5月，我們母子和全國人民一樣，在對即將發生的一切毫無預感的情況下，急匆匆而神秘兮兮地去了一趟上海，領受這樣一個特殊的任務。對於母親奉命寫的這份材料，我一字不漏地予以公布，此中的是非曲直，我不想多說什麼，相信讀者會有自己的結論。而對於我來說，重讀舊文，感慨萬千，不禁又憶起當年母親苦思冥想時的煩難和無奈。
從這次神秘的上海之行後，我發現母親有些變了。在去之前，她似乎也感覺到政治形勢逐漸變得不可捉摸，卻又什麼都不知道。她雖是黨員，又有人大常委、中國婦聯副主席、民主促進會副主席等顯赫頭銜，但能讓她接觸的中央文件卻不多，平時只能通過報紙和大參考來瞭解形勢，有時還靠「馬路新聞」來補充。她內心只有一條：雖然自己年老多病，仍要「活到老學到老」，要時時事事緊跟黨中央毛主席。因此，儘管那時她的心臟病已很嚴重，但只要心率稍稍正常，心絞痛和緩，便要拿起報紙來看，重要的段落還要親自加以抄錄。她常常獨自默默地在想著什麼，說話似乎也少了。另外，也許出於一種特殊的心理，她還重抄了《風子是我的愛》等兩三篇文章(直到她去世前的1968年1月21日，母親才向我們透露，這篇《風子是我的愛》，是她向父親的定情之作，她解釋說：風就是快、迅，指的就是父親魯迅－－海嬰注)。
同年7月初，有一天全國婦聯接待室來電話說，山東大學四年級的學生王永升等幾人，要求面見母親，瞭解她對成仿吾的看法。他們提了這樣兩個問題：一、對成仿吾的看法，你在《魯迅回憶錄》裡和現在有性質的不同，為什麼？二、1958年你與成仿吾的談話內容。
事情的起因是1959年蘇聯漢學家彼德羅夫訪問山東大學時，有一份成仿吾校長的講話記錄稿。當時彼德羅夫問他：革命文學爭論時期，杜荃(即李初梨－－海嬰注)等人為什麼要猛烈批評魯迅？成仿吾回答說：魯迅是老一輩，創造社是後一輩，彼此有些矛盾。我們對魯迅不滿意是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我們皆拋離廣東，而魯迅卻前往廣東，他是被朱家驊利用，做了廣東大學的教務長，這是他落後處。直到他後來發覺，才回上海。太陽社「左」得厲害，創造社態度比較中間，李初梨批評魯迅針對的僅是魯迅留在廣州這件事。
「當時與魯迅進行理論鬥爭是有的，但與魯迅對立的是太陽社，魯迅把我們和太陽社混為一起了。一九三一年魯迅說我們是流氓(我們皆已入黨)，這是錯誤的。但從那以後，魯迅轉變了，對我們很好了，一九三一年底，我從蘇區(湖北打游擊)到上海找黨中央，魯迅幫助我們找到黨中央，見面很高興。去年我見許廣平，向她感謝魯迅的幫助，許廣平說：『魯迅的錯誤很多』。」
對於成仿吾的這次談話，尤其是向外國人士這樣講，引起了學生的疑惑，為此，希望從母親那裡得到澄清。
對於這種事關歷史真實和父親名譽的大事，母親理所當然有權予以說明。
她的答覆是：「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七日魯迅從廈門寫信給我(當時我在廣州)說：其實，我還有一點野心，也想到廣州後，對於『紳士』們仍然加以打擊，至多無非不能回北京去；第二是與創造社聯合起來，造成一條聯合戰線，更向舊的社會進攻。當時，魯迅因為『三．一八』運動，被北洋軍閥追捕，離開北京不久，他急於尋找戰機，聯合戰友，才想到廣州去參加戰鬥。因此一九二七年一月，魯迅從廈門到廣州，任猩醬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