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美國之前，公司老闆向我介紹深圳時，對該公司在深圳的發展充滿信心。儘管當時中美之間在最惠國待遇、知識產權等很多方面的分歧在幾乎所有的媒體間大肆渲染，大有風雨欲來之勢，他卻非常肯定地說，深圳已經完全變了（相對於我所認識的中國），而且是向好裡變－－「change for good 」。他的一番話，更使我對深圳變化的好奇增加了一層，下決心放假後立即前往這令人神往的世界。
我所去的工廠是美國獨資的新企業，廠裡的工人絕大多數是從四川、湖北等內地農村來的女工，平均年齡不足２０歲。廠裡的職員，從部門經理到文員，全部大學畢業，甚至有人研究生畢業，平均年齡也只有２４歲，非常年輕，有朝氣。儘管這些工程師、經理們如此年輕，很多人都已經換過數個工作了。據說這個廠的情況代表了深圳大多數企業（外資和內資）的情況。工人的月工資在５００到８００元人民幣之間，職員的工資差距很大，從文員的不足２０００元／月到部門經理的差不多１００００員／月不等，完全是美國方式，憑「經驗、本事」賺錢。而且人員變動非常大，往往一個春節後，少一半人大概永遠不會回來了。 「炒魷魚」、「炒老闆魷魚」現象司空見慣。
我印象最深的是，深圳，特別是這些外資企業，是最徹頭徹尾的原始資本主義。大多數工人、職員基本上沒有任何福利（除了工廠安排的宿舍），完全沒有失業救濟金。醫療保險才剛剛強制執行。工廠不僅沒有「黨組織」，連工會都不可能存在，一切都是老闆說了算。特別是大多數員工都是靠工廠給辦的暫住證得以合法在深圳打工，因此，對他們的「剝削」似乎更容易了點。大概是因為他們的工資相對於內地高了好多倍，大家對這樣的環境與「剝削」適應得非常好，也認為這就是美國、西歐資本主義的工廠之情況。
●我是中國人，還是美國人？
到了深圳，應該是回到了祖國，希望著對於多年來失去的祖國文化有一種回到了「母親懷抱」的感覺，可事實卻深深地告訴我，我大概已經不屬於這裡了。舉一個例子：卡拉ＯＫ在國內之流行大家都有所聞，人人都能唱幾首拿手的歌，輪到我了，我一個都聽不懂，更不用說唱了，實在推不掉，請求服務小姐給選一首十年前的歌，小姐看看我，一臉不理解，好奇地問「你這十年跑那裡去了？為什麼這麼家喻戶曉的歌都不會唱？」我說你猜猜看，小姐仔細看看我，臉色逐漸認真、嚴肅和懼怕起來，「你一定是刑滿才釋放出來的。」
深圳似乎人人都在炒股票，而且都不通過中介人，直接炒，因此人人都懂得股票的三字經。一天早晨上班前，路過擺攤窗前，交一塊錢，接過遞過來的報紙就走，到車上一看是證券報。第二天有經驗了，接過報紙先看看，還是證券報，趕緊要求換，又換來賣報老太太的一臉不理解，年輕人，又戴眼鏡，怎麼不看證券報呢？
朋友熱心帶我去聽據說是大陸最紅歌星（又是家喻戶曉的）的音樂會，到了劇場，果然人山人海，黃牛票價炒的很高，照樣座無虛席。當介紹演員的名字時，全場似乎人人都為親耳聆聽他的歌而發狂。可他的名字即不是李雙江，又不是蔣大為。到現在我又把當時記住的他的名字給忘了。而他的歌，我不但一個詞都聽不懂，而且無論如何也欣賞不了他的「娘娘腔」。可我四周的同胞聽眾，卻是個個那麼激動和全心地欣賞著這一「美好的歌聲」，甚至一同引吭高歌。許多少女，甚至中年婦女，為了能為他獻上一束鮮花，並獲得一個擁抱而激動不已。此時此刻，我已完全明白我起碼目前已經不屬於這個我曾暗戀著的美麗的「太陽島」，和我曾深深愛著的「北京天安門」了，更不屬於那個「沒有共產黨就沒有」的 「新中國」了。
六月，正是美國ＮＢＡ總決賽的時候。我是一個標準藍球迷。十年來，似乎從未漏看過一場ＮＢＡ總決賽，也曾經在紐約的Madison Square Garden （麥迪遜廣場花園）親眼目睹過紐約對芝加哥的季後決賽。因此，在同工廠員工聊天吹牛時，我改變策略，開始向他們吹起ＮＢＡ的一場場激動人心的比賽。心想，這回可是我的天下了。即使在這幫人裡有ＮＢＡ的球迷，最多知道個喬丹就不錯了。可是萬萬沒想到，在這些從未出過國門的年輕後生們，居然有人不但知道的一點不比我少，而且能將「美夢之一隊」甚至「美夢之二隊」的每個球員的身高，哪年哪個大學畢業，被轉賣過幾個隊，目前年薪多少，背的滾瓜爛熟，足使我這自稱「專業」之球迷顯得十分「業餘」。
六月，也是歐洲足球總決賽的時候。我除了還能隱隱約約記得西德的「貝肯鮑爾」外，完全甘拜下風。而此時的深圳，除了人人在談股票外，大概在男同胞間的第二個大題目就是義大利的米蘭隊進了幾個球了吧。
美國在中國的最大成功，大概是好來塢的電影吧！《廊橋遺夢》、《真實的謊言》、《獨立日》、《獅子王》等在深圳很轟動，似乎很多人都能準確地叫出演員的名字，曾經演過什麼電影，甚至對電影中的那些驚險的特寫是如何製作的瞭如指掌。而我對這些電影，大多數是這次在深圳才第一次看到，更別提演員的來歷和這幕後的故事了。
此時的我，真真實實地體會到什麼是夾在兩種文化之間，卻不屬於這兩個社會的任何一個的文化「邊緣人」了。
●深圳人對美國的Stereotype
比我早來深圳幾週的幾個老美同事，見到我的第一天就告訴我他們學會的一句中國話「給我一個吻」，而且在班上見到女孩子就一定說上這句話，而且也公開評論哪個女孩漂亮。大家對此完全習以為常。
這些老美們，在深圳，永遠有數不清的" 女朋友" 在向他們獻媚。而我的中國同事們則認為這就是自由，開放的美國人的Norm. 他（她）們想像中的美國，完完全全的開放和自由，特別是「性自由」。舉一個例子，我的一位在美的大齡男同胞，聽說我去深圳，要我幫他在深圳找對象。每當物色到可能有意的人選，她總會問我：「美國那麼開放和自由，你的這個朋友又在美單身一人這麼多年，如果沒有愛滋病，也一定在這方面經驗豐富吧？」為了給我的這位朋友正名，也為了殺殺老美同事們的「威風」，我利用培訓的機會（老美同事們也在場），認真地告訴大家，美國事實上不但在財富的再分配制度上，社會福利制度上比深圳更「社會主義」，而且在這方面的開放和自由要比深圳保守得多。如果這些老美同事們在美國也敢對這裡的女同事叫「Give me a kiss（吻我）」，那他們十有八九早晚會被控告成「Sexual harassment （性騷擾）」。此時，我公司英文最好的人也趕緊查字典，想明白Harassment（騷擾）的意思。可見這一定是一個新概念。
●深圳與鄧小平
沒有鄧小平大膽地「摸著石頭過河」，就沒有深圳今天的繁榮；沒有鄧小平的南巡講話，誰也不敢說深圳會不會回到原來的狀態。因此，深圳人，甚至香港人可能都對鄧小平有著特殊的感情。深圳有一幅巨大的鄧小平畫像和一幅大字《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變》，據說是深圳的「尚方寶劍」，每天出入羅湖來深圳工作的數十萬香港人，只要看見了這個像和字沒換，就像吃了定心丸。
如果每天有十萬香港人（按最保守的估計）到深圳工作，每人平均至少花費兩百塊人民幣的話，一年就是至少七十個億的收入，想不繁榮都難。儘管我去時仍是嚴打期間，而嚴打的目標之一是「掃黃」，可是各處的歌廳，啤酒屋和酒店裡外的三陪，全陪小姐還是不少，而且有身穿保安服的人在維持控制小姐的數量。據說，如真的「掃黃」的話，就不能有現在的昌（娼）盛，而深圳的繁榮也可能要打折扣了。深圳在這方面大概也要一百年不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