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歐洲最敬愛的兩位大姐，就是正直、純粹而高尚的左派。最近美國攻打伊拉克的戰爭逼近，一位元法國大姐在電話裡劈頭就對我痛斥美國。另一位瑞典大姐從她旅遊的途中，寄來一張美麗的風景卡，也忘不了卡片後面寫上反戰口號。而這兩位大姐，都是激烈抗議中國政府血腥的「六四」鎮壓、並關注中國政治犯的人。
通常，我對歐洲左派朋友的反戰觀點報之以沈默。我理解這些朋友善良的心願，很清楚他們大都是一些真誠的理想主義者，在國內事務上，他們一貫主持公正，維護弱者，但在國際事務上，他們卻經常有幼稚上當的時候。就如這次反戰，他們把一切罪過都歸結於美國，持的是一種非黑即白的糊塗觀念。
在本人看來，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人類其實經常處於兩難境地：只能在深灰色和淺灰色之間選擇。戰爭當然是壞事，但薩達姆政權無時無刻不在迫害伊拉克人民，對文明世界進行威脅，何嘗不也是一件壞事？既然人類狀況注定處於灰色地帶，我本人對此取第三種態度：既不主戰也不反戰，希望薩達姆自動流亡以避免戰爭。如果戰爭不可避免，我只能祈求它盡量少傷害平民。
之所以對這次反戰運動持猶豫態度，還由於我在瑞典結識了一些伊拉克朋友，和他們的討論使我認識到：伊拉克人民承受的苦難太深重了，他們迫切希望推翻薩達姆。在祖國面臨戰爭時，他們一方面擔心戰爭給家鄉親友帶來危險；另一方面，他們又期望美國的攻擊給伊拉克一次再生的機會。
儘管本人態度猶豫，但卻欣賞歐洲和平主義者的人道訴求，尊重參與反戰運動者（包括歐美左派）所持的立場和理念。但是，當中國新左派學者韓德強、曠新年、上海劇作家張廣天等人發起簽署《中國各界反對美國政府對伊拉克戰爭計畫的聲明》時，我卻只有一種想要發笑的滑稽之感。
導致我產生這種滑稽感的原因，是這個《聲明》發起人的虛偽和做作。如前所言，歐洲左派在國內事務和國際事務中奉行的原則是一致的，人們可以在很多方面批評指責他們，但很難說他們不真誠。然而，中國新左派發起的反戰《聲明》，高唱「出於對正義的和平的愛好，出於對人的普遍權利的關注」，是爲了「生命、自由和尊嚴」，這種大無畏的英雄氣概，似乎只是選擇性地表達－－－只對國際社會尤其是對美國表達。
已經有不少朋友用充分的事實表明，發起這個《聲明》的新左派代表，只是一些「國際民主主義者」，即他們並不關注國內人民的權利被侵犯，也不向專制政府要求本國的民主。雖然簽署這個《聲明》的簽名者中，有個別令人尊敬的朋友也曾在「營救劉荻」等公開信上簽過名，但那些主要發起人，是不屑於關注本民族的小妹妹劉荻和西藏活佛這類受害者的，也對中國工農爭取自己權益的運動視而不見。
其實，中國政府每時每刻都在向本國人民發起「戰爭」。錢鐘書等中國學者早就指出：「『刑罰』之施於天下，就是戰爭。」雖然這類戰爭不使用大炮和核武，卻使用了猙獰的國家機器－－軍警、監獄和處決人的槍彈。對這類無辜關押並虐待本國人民的「戰爭」，長期卑怯地保持沈默，卻以「大義凜然」地姿態，抗議遙遠美國的「殘暴」，這是新左派「國際民主主義者」的傑出表演。
他們的表演太有意思了。他們似乎抓住了一個「歷史機會」，集合起來，雄赳赳地向世界表明自己的存在。但只要他們不向本國的「戰爭罪犯」－－－中國專制政府發表一個同樣的《反戰聲明》，他們實際上是在告訴世界這樣一個可笑又可憐的邏輯：我們中國人不在乎本國是否有人權民主，我們只關心你們的民主人權；我們不需要在自己國家有發言權，我們只要爭取在國際事務上的發言權。
與中國左派截然不同的是，西方左派是首先在本國爭取民主人權的，他們的反戰，是在本國民主制度健全的前提下的自由表達。而假冒偽劣是當今中國的不治之症，在我這個「准歐洲左派」（什麼時候高興了去加入瑞典左派黨轉爲正式）眼裡，中國新左派彷彿是一種近乎怪胎的東西。
著名的西方左派－－德國籍哲學大師哈貝馬斯那年訪華時，曾經就中國新左派的問題談過他的兩個感覺：一，「讀了他們的東西，我感覺到他們的觀點有爲極權、專制服務，爲文化革命辯護的傾向。」二，「我看他們常用法蘭克福學派理論，總覺得用得不對勁，－－。歐洲和美國都有直接爲文化革命辯護的理論，他們可以直接拿來應用，不必用法蘭克福學派理論。」
中國新左派把「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視爲重要的理論資源，而作爲「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人物哈貝馬斯，卻認爲中國新左派不配運用他們歐洲左派的理論，這就證實了本人的一個判斷：中國新左派在世界左派陣營裡，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怪胎。
大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