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我們去拜訪了83 歲的瀋蘇儒先生。瀋老先生曾任《中國建設》（現名《今日中國》）副總編輯，是我國資深翻譯家。由愛潑斯坦著，他翻譯的《宋慶齡－－－－二十世紀的偉大女性》一書，獲得第一屆國家圖書獎。他的譯文正確、流暢地表達了原文的內涵和精神。
早在2000年8月，瀋蘇儒就與外宣專家愛潑斯坦、林戊蓀在《人民日報》撰文，呼籲重視翻譯問題。他們說，「外文翻譯差錯俯拾即是，有的還是政治性錯誤，如『中國大陸』錯譯成continental China（大陸中國）。『停車場』（Parking lot）錯成'包裝場'（Packing lot）。把『騰飛』錯譯成『take flight』（逃走）。有的差錯到了荒唐的地步。如染髮的『染』字dyeing少了一個字母，變成dying（死亡），用餐的『碗』字bowl多了一個字母，變成bowel
（肚腸）。」
瀋老先生搖搖頭說：「呼籲了半天也不管用。」
現在看來，情況不但沒有好轉，反而惡化了。因為翻譯惡劣問題已由街頭標牌侵入到學術著作。如果說街頭標牌錯誤只是丟人現眼，學術譯作錯誤則是誤人子弟。
2002年年底，我曾校對一本學術著作譯稿。翻譯者是一些青年教師和研究生。讓我大驚失色的是：第一頁就有36個錯誤，而且全是硬傷！
需要說明的是，我是一個非英文專業的碩士研究生，英文一般。此書翻譯的「雅」與否，我無力判斷，是否「精確」，也顧不上了，只能對著詞典看它是否「正確」，比如是不是把「增加兩倍」譯成了「增加三倍」。
我硬著頭皮認真把第一章校完了。因為做過編輯，對稿件認真已經成了習慣。
我清楚，負責譯校另外章節的那些研究生不會下我這樣的笨工夫。
這本書現在擺在書店裡，裝潢精美，很有學術派頭。滿懷恭敬閱讀它的人，哪知道開卷不但無益，反而有害。
這樣的事情在高校中已是家常便飯。往往是教授拿到版權，一個字也不翻譯，分派給自己的研究生。學生譯完了，只有很少的教授實事求是，論功行賞。大部分教授把自己名字署上「主譯」或乾脆「翻譯」的銜頭。好一點的，會在後記的最後幾行提提研究生的名字。不好的，隻字不提。學生有怨言，也是人在屋檐下。教授則名利雙收，既有稿費，又有「科研成果」。
一位清華教授曾講過這樣一個故事。一個研究生送他一本書，厚厚幾百頁，完全是他自己翻譯的，他的導師則是「譯審」。這位清華教授精通英語，對所謂「譯著」一向懷有戒心，就問這個學生：「你的導師有沒有給你全文審閱？」這位學生說：「他英文還沒我好呢，審什麼審？」
如果此書翻譯準確無誤的話，那麼還只能算是教授剽竊學生成果。問題就在於，這樣的譯作往往錯誤百出，慘不忍睹。學生不情願地為老師幹活，自然不會認真對待。在學術著作的翻譯上，認真與否，天壤之別。更何況，即便是認真對待，就能譯好嗎？現在的很多譯著，沒有多少是外文系學生翻譯。特別是學術著作，往往是導師找本方向的研究生對付。學生自己的外語就不通，如何勝任？在大學裡，經常會碰到這樣的學生，你明明知道他外語不行，他卻已經完成了好幾本譯著，儼然是資深翻譯家。在有些專業的研究生中，代導師譯書者恐怕已達一半以上。書店裡的譯著，大量出自這些半瓶醋「翻譯家」之手。
慶幸的是，我們還有老一輩翻譯家。去年見到原國家外文局局長林戊蓀先生，這位70多歲、已把《孫子兵法》譯成英文的老先生，正致力於翻譯《論語》。他說，為了準確把「君子」一詞譯出，他遍查典籍，已經思考好長時間了。
希望我們的年輕「翻譯家」們能向林戊蓀、瀋蘇儒這樣的老翻譯家學習，不光學習他們的學問，更應該學習他們做學問的精神。當然，首先應該受教育的，還是我們教書育人的大學教授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