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增歲月人增壽。一元復始。萬象更新。普天同慶。爆竹聲裡一歲除，且把新桃換舊符。除了這些套辭外，我們還知道什麼？而這些套話背後更為深厚的人情、物理、信念是什麼，我們也無人提及了。但我知道，中國二三流的文人戲子們卻一直想搶答也在搶答這一問題。從元旦到春節，我們一直在技術包裝出的喜慶裡看著他們現眼。由於有關這一文明傳統的洞見闕如及其精神傳承之人物的缺席，他們的現眼往往成為中國觀眾隨喜觀摩的盛大的節日演出；也因其無根無著，這種現演往往具有後後現代的喜劇性。無論是演員還是觀眾，中國人的言語和思維只能在平安、祥和、恭喜發財等套路上打轉。
但我的記憶深處有著年關的另外內容。月兒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後面的不記得了，網路上會有，但我拒絕用「古狗」把它搜出來，大概是有人流淚，有人歌舞樓上頭。我兒時常唱的歌謠，大人望掙錢，小娃子望過年。因為只有過年時我們才有新衣服穿，才有肉吃。而富人過年，窮人過年一類的提法則更直接明瞭地把世界劃分出界線。魯迅寫過祥林嫂在年除夕死去的事，那種感受天堂之極樂和地獄之悲苦的神經則在窮富背後發現了精神的悲喜劇，發現了觀念的殺人力量。我年輕的時候寫過一首詩《並非集句：從中心到邊緣》，詩很短：
眼看他起高樓
我凍得直發抖
眼看他宴賓客
我沒有錢買酒
眼看他樓垮了
我墳墓成荒丘
眼看他生了死
這山水還依舊
現在看來這詩似乎還是有一些少年記憶和意氣的。而說到窮富，就要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借債，鄉里鄉親的，一年到頭也就不可避免地有些磕磕碰碰，有些大言諾言豪言，更有些錢物上的典當借貸。我印象裡的年關期間，鄉親們多會記起這種種的歲月波折，而採取種種辦法。這是討債的好機會，即使人們年中會兩手一攤地作難，此時卻必得想辦法還債，否則，這個年是不好過或沒法過的，除非離家出走，躲債。理由很簡單，這是年關，無論是借方還是債主，年關是他們共同承認並遵守的底線。到年關了，你夏天青黃不接的時候借過我家的三斗米該還了吧。到年關了，你打針看病借我的十塊錢該還了吧。
我不知道社會學家們如何看待這一社會現象，這其實不單是社會現象，它是一種文化，是習俗，是傳統，是法則。確實有無賴，借貸了卻經年不還，跟債主爭吵。但此時人們最為硬氣的話乃是，老俗言說了，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沒錢，你沒錢怎麼過年，看你屋裡，不是置備了年貨嗎，沒錢你怎麼辦的年貨，不給錢，好，那就拿你幾斤臘肉抵了。諸如此類的話是我經常聽到的，而欠債的也多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別人從自己家裡取東西，大者也如今天我們農村的鄉鎮幹部進村牽牛趕羊一樣（當然，今天的鄉鎮幹部早已發揚光大並有創新，例如他們把欠他們所謂的稅費的農民關起來，辦學習班，到村民家裡搬桌椅收音機電視等一切可以搬走的家當，上村民房頂拆其房子，等等）。
殺人償命，欠債還錢。天經地義。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你不還錢，你就是沒理，你能到哪兒說通你的理去？你行不正。我小時候聽多了這樣的話，我確實知道它的份量；一個人不遵這理，不守這規矩，他就沒有信譽，他做人就是不可信的。但萬沒想到的是，今天的中國農民已經不信這理了，他們雖然不得不忍受鄉鎮幹部們「鬼子進村」式的掃蕩，但仍執拗地拖欠稅費，從皇糧到用貨幣化的各種名目的稅費的轉變，竟使得他們不再相信曾經義天地的至理。他們是良民還是刁民，是公民還是農民，真是跟今天的「年關」一樣難以說清。
更讓人難以理喻的，是民的對立面們，他們面對虧欠同樣抱著無所謂的態度，他們的年關過得最為愜意。一年答應過的各種債，情債、借債、聚會債、演出債、稿債、政策承諾債，等等，在此時完全是莫須有無地對待。聽說北京的圈子裡流行一句話，年年難過年年過，而且過得還不錯。那些公共政策的制訂者們是如此如履薄冰地明瞭在複雜而矛盾重重的社會關係面前的無能無力，他們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是坐在大大小小的火山上，但他們卻一次次地僥倖地過年了，而且過得喜慶、吉祥，收到各種問候、禮品，「送禮就送腦白金」，據說他們能收到很多這種補腦禮品，以補充他們一年裡絞盡腦汁耗竭的腦力。聽說那些公共人物們，如作家、名人、明星、學者專家們，他們一到年關是他們的收穫季節，各種約稿、會議、演出，電話、傳真、伊妹兒、邀請信、合同書紛至沓來，他們應接不暇，編輯、記者、主持人哀求著他們，用他們的話說，他們難過呀，他們沒有時間跟親人團聚，他們得趕寫文章，得出席各種會議，得打著「波音的」天南海北地趕場。我寧願相信，他們的難過，是他們承諾太多，他們算計最大化，而對欠債不還允諾不守的行為於心不安。但不管怎麼說，他們年年如此難過他們仍要過，而且他們過得相當不錯。據說，他們年關時的收入佔全年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那麼，年關究竟是什麼呢？我曾經想到一種思路，它可能是我們文明裡的信仰情懷，也許，這種奠基了一個文明社會存在之可能的信仰情懷是我們文明應對叢林法則、應對功利算計、應對歷史主義或理性的秘密，即那種歷史主義眼裡毫不顧惜的歲月流逝必須時時休止，那種永無盡頭為明天將來做準備作犧牲的調子必須停唱，以接受審判、清算，以決定新生。用今天的語言思維，如此長時間的休止絕非是為了要「消費」或完成「擴大內需」一類的「假日經濟」的，那裡面一定有是非，有信念，有至善。那些以各種「偉光正」名義自居的人，以為自己無時不刻地跟學問、真理、知識在一起的人，以為自己在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做貢獻的人，以為自己在進行有著深遠歷史意義的事業的人，此時都不得不放下心中「僭妄的理性」而回應來自年關的神秘「律令」，雖然他們並不解這律令的全部豐富性。而那些以現代理性自居來對抗這一律令及其習俗如「禁鞭」的行為，其敗像固已天下週知並為世人笑。那麼，年關裡有我們文明存在的符碼、情理則是必然的了。但我的思路如此蕪雜，我想到了伽達默爾有關節日的論述，他是把節日當作跟祖先相會的。我還隱隱約約地記得，年在我們的民間傳說裡是一頭凶狠的怪獸，驅邪避害是我們過年的要義。這也跟信仰情懷有關。這樣的想法當然會讓大方之家失笑，但我想，對於年關，如果我們自習俗、傳統、言行裡經過審慎的分析詮釋和概念重構，將會發現我們的「日用」一定跟現代文明理性對生命的理解一致，我相信我們文明的習俗的核心也是對生命的至上尊重。生生之為大德，一定是體現在日常履踐裡。唐逸先生說過，在自家文化傳統中，發現這由過往至現時而通向未來的道，只有驚喜與感恩。
惜乎我們對於年關遭遇了知行的雙重困難。在現代理性的名義下，年關的習俗和生活方式為我們「坎陷」般地不斷遞減掉了，如今，空剩下一種節慶的娛樂理由；就像我們擁有許多現代理性的概念卻沒有什麼自己的經驗積習和生活方式。看著「年關」二字，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唐人街，很多唐人街的入口處有一個牌樓，上面有中山先生的「天下為公」大字，我去了幾個唐人街，我對那牌樓的印象深刻，我長久地記得它。就像非洲國家、中東地區的市集一樣，那裡面有熱鬧，外人卻不可理喻，只有那幾個大字還在訴說著一個古老的文明和它的謎。我擔憂的「年關」或者已經如是。沒有了信仰，沒有了是非，沒有了創造，只有庸福，只有喧天的鑼鼓和爆竹，耀眼的煙花，以及眾人在地上（而非魯迅時代的眾神在天上）醉醺醺地祈福並相互祝福。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曾任《戰略與管理》執行主編，現居中國大陸；《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