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義的新作《中國之毀滅──中國生態崩潰緊急報告》幾個月前剛出版。該書用大量翔實可靠的資料向世界揭示了中國環境生態面臨的嚴重危機，任何人讀了這本書都會得出深刻的印象：中國環境危機是全方位的，威脅人類的大多數種類污染，如水污染、大氣污染、城市固體廢物污染、化學污染正在侵蝕著中國的肌體，對中國未來的生存構成了致命的威脅。
一
其實鄭義關注環境問題並不始於今日。多年以前，鄭義就開始關注黃土高原的嚴重水荒，一部《老井》寫盡了中國北方缺水地區的居民們生存的嚴酷狀態。後來這部小說由中國第三代導演的執牛耳者張藝謀參與製作，第一次公開向中國人展示了水危機的嚴酷性。那部影片讓自小生長於南國水鄉的我，看到了生活於北方缺水地區的中國人那種幾近絕望的掙扎求生狀態，也就是從那時起，我開始關注關注中國人的生存大環境問題。
鄭義在這本書中談的已經不僅僅是中國缺水的北方地區，他談的是近半個世紀以來，在人口壓力與鄉鎮企業無序發展這雙重壓力下，本來就屬於貧水國的中國對水資源過度開採造成的缺水與水污染並存的嚴重局面。作為生命之源的水，在中國部分地區已經是稀缺物品：一方面，在農業人口尚佔總人口７０％的中國，十餘年來農業用水一直處於嚴重不足的狀態，每年缺水達５００億立方米；全國６００多個城市當中，有３００多個處於缺水狀態。另一方面，為瞭解決供水短缺的問題，中國採用了飲鴆止渴的超採地下水的辦法──早在１９９９年中國環保局的報告當中，就已經指出由於地下水嚴重超採，中國早已形成了５６個巨大的水漏鬥，導致地面沉降──而中國人對這種嚴重局面似乎渾然不覺，仍然在肆無忌憚地製造著水污染，全國大部分地區的工業廢水與生活污水幾乎都未經處理直接排放入江河湖海。筆者曾調查過，即使是在全國財政收入最寬裕的深圳經濟特區，經過一級處理的污水也僅佔每天污水的排放總量的２５％！三面環海的深圳，為了那高速經濟發展，付出了水污染的嚴重代價：除了東海岸之外，其餘兩處海岸早就成了變成了臭烘烘的爛泥灘。而２０００年該市參評國際花園城市的時候，當時的市委書記張高麗嚴令下屬慎密安排評委們所經路線，必須遠離接近河流與海灘、能夠聞到刺鼻臭味的地方。因為這一獨具「中國特色」的巧妙安排，已經沒有一條乾淨河流且海岸嚴重污染的濱海城市深圳得以評為「世界花園城市」，從而使得「世界花園城市」項目的評比聲望大打折扣。
鄭義書中談到的問題國內媒體偶有涉及，譬如１９９６年的淮河污染舉國震驚，淮河沿岸十幾個城市及其鄰近農村地區由於飲用毒水導致雙目失明的事情見諸報端，旋即被中共宣傳部門下令封殺。但從淮河採訪歸來的記者們談起那地方的水資源污染者餘悸猶存：遍地都是被毒死的牲畜，雙目失明的人眼中那絕望的淚水，還有人們那因恐懼而產生的絕望。我曾與一位趕赴現場採訪的記者談過，這位記者在講完他的所見所聞以後，將一句國際環保組織廣為引用的話改了幾個字做為他對此事件的結論：如果中國政府採取的措施只是封鎖消息，而沒有積極的措施改變環境狀況，那□中國人飲用的最後一滴淨水將是中國人的眼淚。
二
中國的污染當然不止只有水污染。大氣污染、化學污染、日益嚴重的水土流失等一系列問題書中均有詳細描述。翔實的材料展示出來的嚴重性完全可以用「觸目驚心」四個字來形容。但鄭義的分析並不僅僅停留在羅列現象，因為那是國家環保局每年的年度報告也可以做到的事情。鄭義做了中國國家環保部門所不做的事情，深入剖析了中國生態危機產生的制度根源。
中國的環境問題與人口過多有直接關係，這已經是一個不用多加闡述的問題。但中國的環境問題更多地是由制度促成，對這一點鄭義做了詳細分析。從共產黨建政以來，中國的環境生態就處於一種被過度掠奪的狀態當中，鄭義的書裡面講了好些具體例證，比如一直不為國人所知的為了建丹江口水庫、三門峽水庫而進行的大移民。國內的報告文學作家曾經記述過這些故事，但讓人看了揪心的是這些失去家園的農民們的血淚，只是限於中國政府對「人權」兩個字的高度敏感，作家們不敢直接指出：共產黨為了實現毛澤東「改天換地」的狂想而讓幾百萬農民失去家園實際上是嚴重侵犯人權。鄭義除了從人權方面提出批評之外，更指出農民失去家園的根源是中國建立了政府可以任意支配資源的公有制。在陳述了大量事實之後，他用充滿激情的語言做了總結：「公有制使土地失去了有血有肉的真實的主人」，這一分析是符合事實的。書裡面講述的幾個故事都帶有很強悲劇色彩：黃河三門峽水庫庫區的３０萬移民被中共享政治暴力強制離開自已祖祖輩輩生活的故鄉，經過３０年悲壯的返鄉鬥爭，終於迫使中共當局歸還了部分土地。然而農民們驚訝地發現，昔日他們那肥沃的土地，經過共產黨的國營農場管理了３０年以後，卻成了一片貧瘠的荒灘。１９７８年改革以來的所有權與使用權相分離的土地制度進一步誘使農民對土地採取掠奪性使用，因為農民的邏輯很簡單：既然我們不是土地的最終主人，國家隨時可以將土地收回去，我們又何必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去維護這塊土地？化肥的大量使用，導致土地地力遞減；沙化，鹽鹼化，板結等各種土地質量惡化的情況都已經大面積出現。國土沙漠化面積現在已佔中國整個國土面積的３８％，這使人均耕地本就緊張的中國雪上加霜。公有制同樣造成了礦物資源耗竭，鄭義這樣表述了制度與資源耗竭的關係：「農民由傳統社會的有產者或者半無產者變成無產階級，由傳統社會的自由民淪為不能合法進入城市謀生的『賤民』，農村則變成為城市與工業提供廉價原料、勞力和高價商品市場的『殖民地』。隨著這種統治秘密的逐步暴露，農民心中的被剝奪感日益強烈，併發展為公開的搶掠和破壞。」現在幾乎所有的國有礦區都有成群的農民不計後果地盲目開採與盜挖，這種掠奪式開採導致資源綜合利用率降至最低，資源消耗量卻達到極高，單位國民生產總值的礦物消耗量為發達國家的２至４倍，投入的原料僅有三分之一轉化為產品。
三
中國生態資源惡化的根源還有一點，那就是中國全民的環保意識問題。中共建政以來，毛澤東那種「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的精神最後化作一句「征服大自然，向大自然進軍」的政治口號，並成為中共政治文化的一大特點。這種將人與自然的關係視為鬥爭對立面的思想，與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思想完全背道而馳，因為「天人合一」思想的要點就是要求人與自然和諧共處。在毛思想的影響下，長期自外於國際社會的中國政府將環保生態問題泛政治化，一方面，中國政府將發達國家的環保運動視為反政府運動，是「國際階級鬥爭」的表現，並且一廂情願地認為生態危機只是資本主義危機的表現。另一方面在內部文件中，中國政府一直將防止國際敵對勢力借「人權」與「環保」干涉中國內政作為重要內容反覆宣傳。中國政府在這方面的愚昧還表現在教科書中：直到９０年代前期，作為政治思想教育讀本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還在反覆講「水與空氣沒有價值，但有使用價值」。這種愚昧表現是國內任何作家都不敢觸及的，鄭義在書中為環境保護在中國的命運勾勒了一個清晰的輪廓。
鄭義痛切地談到了上層對環保不負責任的根源在於不少高官早已放棄自己對中國的政治責任。正如本人在《中國的陷阱》一書中談到的那樣，中國的資本外逃現象相當嚴重，不少高官的家屬早已將在大陸通過各種途徑搜刮來的財富存入外國銀行，並在國外舒適地定居下來，至於中國將來是不是洪水滔天，包括生態支撐系統是否能夠繼續支撐中華民族未來的生存與發展，那已經不是這些貪官污吏們所要考慮的問題。比如深圳市主管城市建設工作的副市長王炬東窗事發之際，他的妻子與女兒卻早已定居美國洛彬磯，過著華宅豪車的幸福生活。另一個貪官雲南省省省長李嘉廷為自己出逃準備的外國護照竟有五本之多！這樣的貪官污吏心目中哪裡還有中國的長遠未來？中國在他們心目中只是一個撈錢的好地方罷了。但鄭義沒有涉及到另一個問題則是：由於中國社會結構已經發生深刻的斷裂，各階層之間的生活差別過於懸殊，大家的基本生活需求根本不在同一層次，因之各階層之間也就沒有任何一致的共同利益。這種嚴重的利益分化狀態決定了中國社會各階層對環保問題的認識也完全不一樣。可以說到目前為止，關注中國的生態環境問題還只是少數居住於大城市的知識階層的「專利」，絕大多數中小城市的居民還根本來不及考慮這一問題。在幾千萬城市下崗工人與幾億農民看來，他們現在的利益訴求主要是「要吃飯」，環境保護只是與他們有著遙遠距離的「奢侈」問題。即使是中小城市的政府官員與受過教育的知識階層，大多數人也並未將這一問題看作影響中國未來生存的根本問題，因為他們周圍的事實提醒他們的也只是「今天的首要問題還是吃飯」，至於為今天的飯支付的生態代價到底有多大，明天的子孫後代還有沒有飯吃，他們來不及考慮，也無力考慮。在巨大的盲動力量面前，大多數中國人已經放棄了個人努力。大家都知道未來前景不妙，上層與中層人士最現實的應對之策就是讓子女出國去謀求幸福生活。近年來加拿大、澳大利亞、歐洲一些國家將吸收中國留學生作為發展本國經濟的一大舉措，就是因為中國有著龐大的社會需求。據統計，中國每年因留學而產生的資金外流高達四十多億美元。正因為中國社會階層利益訴求存在著大的差異，產生下列現象就毫不足怪了：當北京的「自然之友」這一民間組織在為保護環境艱難竭蹶地奔走呼號時，不少窮鄉僻壤的農民們正忙於用原始落後的方法掠奪性地開採種種礦產，山民們正在忙於砍伐森林，忙於捕捉瀕臨滅絕的珍稀動物，以換取一點基本生存物質。筆者若干年前曾到過污染嚴重的一些省份（比如貴州省一個因汞污染而導致方圓數百裡寸草不生的地區），那些地區的政府官員從理論上也知道環保的重要性，但一談起當地的具體情況，就只能一臉無奈地告訴筆者：先生存後發展。不少農民今天都沒法生存，根本無法考慮那不屬於他們的明天。
那些滿心期望通過國際援助「為中國畫出一片綠」的國際組織與國際環保人士，大多數沒有看到中國生態環境惡化背後的制度因素。他們充滿善良願望的努力也會因為這一制度根深蒂固的破壞性力量而成效甚微。
四
如果說影響中國２０世紀的因素有人口與資源、社會動亂、外敵入侵、政府高度腐敗等各種社會矛盾，到了２１世紀，所有的社會矛盾都會集中到生態環境方面來。中國共產黨那種違拗「天人合一」之中國傳統生存智能的政治鬥爭與經濟發展，基本上破壞了社會賴以發展的生存基礎。可以看得見的是，２１世紀中國將面臨下述幾大問題的困擾：環境生態系統的巨大破壞（長江、黃河兩條母親河只是其中兩例），人口的過度增長與人口總體素質的低下，道德倫理的淪喪（反映為社會結構性腐敗），以及傳統文化的斷裂（以科學真理取代宗教真理，必然會造成精神危機）。而這四方面恰好都是社會賴以發展的基本要素。所有的制度創新，都得以這幾大基本要素為出發原點。事實證明，前２３年中國的經濟發展完全以犧牲兩大社會生存的基本條件為代價，一是社會意義上的，如權力資本化的作用讓少數人富裕起來的同時卻讓將８０％的人口成了改革的受損者，成了支付改革代價的巨大載體。二是生態環境的迅速惡化。如果說第一種代價的支付者主要是中國人，國際社會可以不予理會的話，那□為環境生態支付代價的卻不只是中國本土的居民。２００２年３月發源於中國蒙古地區並席捲大半個中國的沙塵暴，中國的鄰居南韓首當其衝地成了受害者。中國生態支撐系統破壞而產生的國際影響噹然不僅僅只是這一點，只是人類根深蒂固的短視往往使人們看不到稍微長遠一點的災害而已。
不愛護本國資源與傳統文化的民族，注定要受到懲罰。鄭義這本書向世界敲響了中國環境生態系統危機的警鐘，而在最應該讀到這本書的中國卻沒有出版機會。筆者認為，忽視這本書所揭示的問題，對作者的損失尚在其次，最重要的是中國將喪失挽救生態危機的最後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