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春節，中共喉舌都要凸出報導高官們的訪貧問苦「親民秀」，這已經成為恩賜政治的固定包裝。每當中共高官走進百姓家中問寒問暖時，侍從們一定要遞給被訪家庭一個紅包，意在顯示總書記和總理的心系底層，政權的恩賜重於泰山。而每當我看到鏡頭中明晃晃的紅包，既感嘆這個政權對民眾的凝聚力，貧乏到要靠國家主席和國家總理的公開行賄，實在是窮途末路之舉；也為滿臉感恩戴德表情的百姓悲哀，十幾億被榨取被剝奪得百姓，至今仍然無能無知到對政權的小恩小惠也涕泗橫流，卻毫無納稅人的權利意識。於是，這樣毫無道義合法性的政府行賄或制度行賄，卻變成了「青天」的大慈大悲。
從根本上講，一個把涉及到每個人幸福的最大公器－－政治權力－－變成一黨私具的政權，只會在乎自己的救世主地位和少數特權者的既得利益，而決不會真心關注絕大多數人的幸福。即便政權有時會對弱勢群體進行政策性的俯身傾顧，也是基於維護獨裁權力的需要，至多是基於「民可載舟亦可覆舟」的機會主義和工具主義的統治技巧。這是物質和精神的雙重詐取，是一種全面的剝奪：先是在物質上詐取民脂民膏，然後再通過施舍在精神上詐取民眾的感恩戴德和馴順依附，從而形成了本末倒置的官民關係－－被供養者變成了仁慈的恩人，而供養者卻變成了被拯救的乞丐。即便偶爾碰上個把道德高尚的明主或清官，他們個人對弱勢群體的關注，也只是基於「父母官良知」，而絕非基於「衣食父母良知」。他們恩賜給百姓的好處，是在用納稅人的錢向民眾購買美名和政績，以鞏固恩人或救主的高高在上的地位。所以，無論是政權的 「仁政」，還是清官們的「仁慈」，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即政權用掠奪來的民脂民膏賄賂忍無可忍的人民，而且出手極為吝嗇。比如，倍受讚美的農村承包制的推行，就是中共用從農民手中搶來的土地來賄賂農民，而且僅僅拿出其中的極少份額－－土地使用權。這種自上而下的行賄式的恩人關懷，正是中國制度的本質特徵之一：「謝主龍恩」和「奴才該死」。
同時，制度本身及其整個權貴階層的阻礙，也將使「青天們」的努力最終無功而返。中國漫長帝制歷史上的「清官」大都不得善終，「海瑞罷官」就是清官命運的典型象徵。毛澤東時代的清官們更為悲慘，比如大聲為「農民鼓與呼」的彭德懷等人，甚至死無葬身之地。鄧小平時代的清官們，雖然受到整肅的殘酷性降低，有人甚至完成了任期，但也無法突破體制性的障礙。最典型的例證就是朱鎔基。1998年就任總理時，他曾經發出令海內外為之動容的誓言：不管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也要改變「民怨沸騰」的局面，直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然而，就算假定朱鎔基當時所言不是作秀而是肺腑之言，他的滿腹良知和一副鐵腕，也無力對抗制度性的權力腐敗：正是在朱鎔基任上的五年內，中國的貧富差距加速擴大，弱勢群體處境日益惡化，政府債務和金融黑洞空前膨脹，權貴們在貪婪地瓜分國有資產的同時，又通過貸款、股市、集資、國企重組和「四亂」等手段來掠奪民間資本。
中國弱勢群體利益的嚴重受損，在根本上是由於毫無權利和資源佔有上的人為不公，其貧困也必然是一種「制度性貧困」，絕非青天式的人物所能根除的。所以，弱勢群體進行自我保護的最好辦法是自下而上地爭取自身權益，而不被高官們的「親民秀」所迷惑，一味被動等待獨裁政權的自上而下的恩賜。
2003年2月27日於北京家中
(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