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溫家寶危險，我是有預感的。其他的我不管，政治、法輪功、「6．4」、臺灣、香港、伊拉克，那都不關我的事。我想說的是私有化的問題。
你可以不用這個名字。你可以改用「產權改革」或者「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但是，你不能迴避這個問題，不能對這個問題沒有高瞻遠矚的智慧。否則的話，那就不是危險，而是會完蛋。整個中國都會完蛋。朱鎔基在這一點上是有罪的。這個我們暫時不說。
把「私有化」理解為「權貴化」是片面的。王玨說過「勞者有其股」；吳敬璉也說過「改革的難關沒有過」；張五常說過「徹底私有化」－－我不知道所有這些，當局者們聽到過沒有？如果聽到了，是怎麼理解的？如果聽到了但卻不肯付諸行動，那只有一個解釋，就是他們並不真正理解這些經濟學家們所說的話－－當權者們的經濟學智慧低下，所以私有化遲遲推動不了。
「私有化」並不等同於「權貴化」。我們在私有化的過程中防止權貴巧取豪奪，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因為害怕搞成「權貴私有化」而放棄私有化，那就是地地道道的「因噎廢食」的行為。
沒有「完善的私產制度」，那就什麼都不用說了。什麼都是空的、都是屁話。溫家寶5年下來，又是一個朱鎔基的翻版。不過，現在和朱鎔基時代已經不同了。朱鎔基苦苦撐了幾年，留下一個爛攤子，但還是全身而退，並由於不戀棧權利，起碼算是保住了人格。而如果溫家寶沒有「新政」登臺，繼續朱鎔基的衣缽，他還能全身而退嗎？如果請我來算上一卦的話，有8成、甚至9成的凶像。
關於「完善的私產制度」，其重要和微妙之處，我就不提了。聰明有悟性的人，去問問張五常，或者問問楊小凱。斯密、哈耶克等人也論述很多，去翻翻他們的文獻。政治家要有大智慧。朱鎔基這樣的人，剛愎自用，是不行的。他絕對不懂私產制度的極端重要性。沒有這個東西，經濟活力會徹底陽萎，搞什麼勞什子改革？國企改革這麼多年，有什麼成果？不是狗屎一堆嗎？比狗屎還不如！狗屎還可以肥田，價值起碼是大於零的。但朱鎔基的國企改革，耽誤了時機，損害了文化，削弱了國力，其直接和間接的損失，起碼在兩萬億人民幣以上。
其實，朱鎔基剛上臺的時候，我還是很感動的。1998年5月我寫了一篇《有感於惶恐》，寄去了《南方週末》，提出了「產權改革」比個別人的惶恐要更加重要，因為，前者是整個經濟主體的「惶恐」。當時處理這篇稿子的鄢烈山先生沒有採用，說是「話題太大」。後來我看到越來越不對勁，先後寫過《三年脫困，自欺欺人》、《朱總理，請慢一點自豪》、《改革需要大智慧》等文章，對朱鎔基的國企改革政策提出了猛烈的抨擊。不過那時候已經為時已晚，朱鎔基已經失去了推動改革的最好時機，說了也是白搭。
現在新總理剛上臺，我及早說，還是來得及的。新總理對「完善的私產制度」懂得也不是很多，說到企業改革的時候，態度不鮮明，沒有意識到這一問題的「極端重要性」，沒有意識到他所有的政績，最終都要靠這麼個東東來實現。道理太簡單了：財富是人創造的，沒有私產制度，財富成了無源之水，其它的東西談得再多有什麼意義呢！如果我現在不猛一點提出來，我猜，不用三個星期，我們的溫總理說不定就會摸不到頭緒了，或者不理解「企業改革」他應該幹一些什麼了。然後，真的就步朱鎔基的後塵了。
其實，政治家只要有智慧，抓住了私產制度，就什麼都有了。亂搞也亂髮財。如果源頭不活，你再操心，都是空的。限於具體事務，那就是作秀。我是鄙棄作秀的那種人的。儘管你可能很累，但沒有用，哪怕你累死了也是自討的。別人不會同情的。
我認為溫家寶危險，是有證據的。大家看一下他總結的那24個字：「城鄉協調、東西互動、內外交流、上下結合、遠近兼顧、鬆緊適度」，就可以知道他搞經濟的水平比二百五多不到哪裡去，頂多二百六吧。
經濟系統靠的是自組織、自發秩序、「看不見的手」、「人們在追逐私利的過程中，不自覺地促進了社會財富的增長」。我請問一句，「城鄉協調」靠誰去協調？靠黃菊嗎？或者是白菊？你發多少工資給他？代價和成本？績效目標，有沒有去估算過？這都是幾十年的空話啦！這不是出洋相嗎？！
新總理危險，但並不是沒有機會。多向人學習，要有虛懷若谷的氣度，這只會增加總理的威嚴。不要學朱鎔基那一套，千萬！中國有的是人才，藏龍臥虎，剛愎自用只會誤事。多思考，少作秀，不陷入具體事務，把握宏觀戰略，還是有希望的。「6．4」、法輪功、臺灣等等，都並不構成對政權的威脅。個別人的去留也無法影響歷史的大局，只要以民生為本，誰也阻擋不住。
千萬記住，以民生為本，搞好了產權改革，什麼都好辦了。就此一件事，必將流芳千古。
話說得很直率，都是真誠的。希望我是杞人憂天：新總理大智若愚，運籌帷幄，決勝千里，那是再好不過了。民之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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