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雙修長、優雅的藝術家的手，在鍵盤上瀟灑地起伏、流動，肖邦那令人沉醉的小夜曲，隨著電波，穿過凝重的波蘭上空，撫慰著那些被迫在眉睫的戰爭而繃緊的心。納粹德國的飛機、大炮聲越來越近，藝術家的手在倔強地飛舞著，音樂在試圖壓倒隆隆的炮火聲……但它終於被一顆炸彈淹沒、窒息了。
波蘭導演羅曼．波蘭斯基（Roman Polansky）用藝術的美麗揭開了納粹血腥屠殺的序幕。這部描寫二戰時一位波蘭猶太藝術家倖存經歷的電影《鋼琴家》（The Pianist），風靡了歐洲，震憾了美國。它被法國、英國電影協會都評為「年度最佳影片」，並獲坎城電影節最佳影片獎。在23日又贏得奧斯卡最佳導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劇本改編等三個重要獎項。《芝加哥論壇報》評價它是「一部史詩般的傑作！」《洛杉磯時報》讚譽說，「《鋼琴家》達到了偉大的程度！」
《鋼琴家》並不是虛構作品，它是根據波蘭鋼琴家斯茲皮爾曼（Wladyslaw Szpilman）的紀實回憶錄改編，像《辛德勒的名單》一樣，是個真實的故事。
斯茲皮爾曼的父親是小提琴家，姐姐是律師，哥哥是喜歡文學的英語教師，母親是家庭主婦，他是波蘭國家電臺音樂部首席鋼琴家，在戰前的華沙已相當有名氣。這是一個典型的猶太知識份子家庭。他們也像無數的波蘭人一樣，不相信德國人會真的入侵，就像911事件之前，美國人絕不相信有人會用民航飛機撞毀兩座世貿大廈一樣，人類的天真是永恆的。
在德國軍隊已攻佔了華沙之後，斯茲皮爾曼全家還在爭論，到底把家裡那點現金藏到哪裡，姐姐說應藏到花盆裡，父親要把錢塞進提琴盒，那位酷愛文學、喜歡幻想的哥哥則堅持放在大廳餐桌上，覆蓋一張報紙，理由是最顯然的地方反而最安全。但他們絕沒有想到的是，納粹佔領波蘭後，迅速要求所有猶太人戴上標誌，把50萬猶太人趕到只能住20萬人的隔離區（ghetto）；不僅他們的一切財產都被沒收，而且一場種族滅絕的屠殺開始了。
這部獲得奧斯卡最佳劇本改編獎的電影，真實地再現了斯茲皮爾曼書中記載的那些他親眼目睹的人間慘劇：在隔離區中，家家戶戶都提心吊膽，不知哪一刻會被槍殺。有一天全家正在吃晚飯，突然納粹的警車來了，手持衝鋒槍的蓋世太保衝上了隔街的樓房，他們全家擠在窗戶前，驚恐地看到，對面一家猶太人也在晚餐，納粹軍官喝令他們站起來，其中一位做輪椅的老人由於病體和驚恐，怎麼也站不起來，於是他被連人帶椅一起從窗戶扔了出去。老人和輪椅在半空中才分開，然後摔落在石頭街道上。被帶到樓外的十幾個猶太人，被喝令沿著警車的光束奔跑，在半途中，突然全部被射殺……
如此瘋狂的屠殺每天都在進行，據《鋼琴家》原書，一個瘦弱的猶太孩子，正在大街上走著，忽然□到了蓋世太保，他由於恐懼和緊張忘記了按規矩給這幾個德國兵脫帽致禮，立刻被一槍打死。不僅如此，人們還被飢餓和疾病吞噬著。，在1941到1942年的那個冬天，在隔離區裡僅是死於傷寒病者，每月就達5000人。
斯茲皮爾曼全家在隔離區近三年之後，在一個晴朗的早晨，和其他成千上萬的猶太人一起，被集中到火車站；沒有誰知道下一步的命運是什麼，雖然毒氣室的說法已有流傳，但人們仍不相信。鋼琴家的哥哥居然還在看牛津版的莎士比亞。在烈日暴晒和驚恐等待中，一個想乘機發財的孩子竟兜售糖果，斯茲皮爾曼的父親湊了全家人身上所有的錢買了一塊糖果，把它切成六份，每人一塊，這成了全家「最後的晚餐」。
鐵罐車終於來了，在納粹槍托的毆打下，擁擠的人群被塞進了運載牲畜的車箱。在上火車的一瞬間，一個被納粹僱用的猶太人警察突然把斯茲皮爾曼從人群拉出來。斯茲皮爾曼掙紮著要回父母兄妹身邊，他高喊著：「爸爸……」但那個警察實在是憐惜這位全波蘭知名的藝術家，死死地按住他，喝令他快點逃離，保住自己的命。斯茲皮爾曼在書中寫道：「父親向我走了幾步，猶豫一下，站住了。他臉色蒼白，嘴唇發抖。他試圖微笑一下，但是無奈地、痛苦地舉起了手，向我揮動著告別，猶如我要走向生命，而他則在墳墓邊向我致意。」父親和全家就這樣永遠地從他的生活中消失了。
失去家人之後，鋼琴家被強迫在隔離區做苦工，那雙彈鋼琴的纖細的手，要去挖土、砌牆，做雜役。有時在結束勞役收工的路上，看押他們的納粹士兵隨意從隊伍里拉出幾個人，然後用手槍一個一個地把頭顱打開花。驚恐的猶太人還在大街上被強迫跳舞、唱歌，供納粹娛樂。他們讓拄著枴杖的瘸子跳，讓最胖的和最瘦的、最高和最矮的、老人和孩子配對。他們在拚命地跳，因為只要倒下，就會被欣賞這種惡作劇的德國兵打死。
當50萬隔離區裡的猶太人被一批批拉去奧斯維辛，最後只剩6萬人時，斯茲皮爾曼被波蘭地下音樂家反抗組織營救了出來，躲藏到一個公寓裡。這個空蕩的房間裡竟有一架鋼琴，已在隔離區裡渡過三年，第一次見到樂器的鋼琴家欣喜若狂，但他不敢彈奏，怕有人發現他藏在這裡。坐在鋼琴前，他遏住自己的慾望，只是默憶樂譜，做模擬演奏，讓起伏的雙手，在鍵盤上空揮出無聲的音符，飛翔在想像的自由世界……
在做苦工的時刻，在廢墟搜尋食物的日子裡，鋼琴家從沒忘記小心翼翼地保護自己的雙手。正是這種有一天還要彈琴、還要回到音樂世界的信念，使他堅強地活下去。在朋友無法送來食物的日子裡，他曾靠一條麵包，維持了整整10天的生命。後來他躲到殘牆斷瓦、四處濃煙、幾近空城的一個樓區。從殘存的碗櫃中，他尋找任何可充飢的東西，曾靠用過的浴池水，維繫生命。在那個被毀滅的樓區中，他是唯一的像鬼魂一樣存在的生命。
在經歷過無數次險情，全都奇蹟般地躲過滅頂之災，終於熬到蘇聯紅軍進攻波蘭的1944年底時，有一天，鋼琴家正在全神貫注地試圖打開一個發現的罐頭，忽然聽到聲響，一轉身，一個德國軍官站在面前。他頓時覺得一切全完了。在追問下，他承認是猶太人，是個鋼琴家。這個德國軍官把他帶到一個有鋼琴的半倒塌公寓裡，讓他彈一段。他用那雙被戰爭摧殘得已僵硬的手，再次流暢地奏出肖邦的小夜曲。令他驚訝的是，那個德國軍官既沒槍斃他，也沒有帶走他，反而幫他在廢墟般的一個閣樓中找到更安全的藏身處，並幾次給他送來食物。當蘇聯紅軍逼近華沙，那位德國軍官最後一次來看他時，不僅給他帶來食物、報紙，還把自己的軍大衣留給他禦寒，因那時華沙已進入嚴寒。斯茲皮爾曼不知怎樣感激這位德國軍官，只有告訴了自己名字和在波蘭電臺工作的信息，希望將來能有機會回報。
最初從電影中看到這個情節，以為是導演改編時增加了一個人性閃光的結尾，就像雨果在《悲慘世界》中虛構的那個警察最後人性復歸一樣；這是藝術家對人類的一種希冀和理想。但隨後讀了《鋼琴家》的原著才得知，這不僅完全不是藝術虛構，而且原書比電影描述的更加詳細、感人：當鋼琴家幾乎無法相信這個軍官的善意，問他是不是德國人時，他回答說，「是。我為發生的這一切感到恥辱。」然後他們握手告別。後來他每一次送食品來的時候都鼓勵鋼琴家「要堅持住」。在最後一次，鋼琴家問他：「我在這裡能躲過（蘇聯紅軍來後）街上的戰火嗎？」德國軍官回答道：「如果你和我都熬過了這地獄般的五年，那就是上帝的意願讓我們活下去。」他不僅帶來了很多食品，留下軍大衣，還帶來一條鴨絨被。
這位德國軍官不僅救過這位鋼琴家，還救過其他猶太人。他後來被蘇聯紅軍俘獲，關進蘇聯集中營。他在被關押時給妻子寫過信，提到幾位他救過的猶太人名字，其中就有斯茲皮爾曼。但由於德國軍官被關在蘇聯，雖然鋼琴家找到波蘭政府最高官員，懇求幫助尋找這位德國軍官，但波蘭當局說他們無法干預被關到蘇聯的德國人。
這真是一個荒誕的人間慘劇：在經歷了將近六年、九死一生的磨難之後，最後由於這位德國軍官的幫助，鋼琴家得到倖存。但這位德國軍官卻在被關進集中營六年多後，由於幫助了猶太人而被折磨致死。因為他說救過猶太人，激怒了蘇聯人，認為他撒彌天大謊，反而把他摧殘死了。
在這之後，鋼琴家才和德國軍官的妻子聯繫上。在新版的《鋼琴家》一書中，列了幾頁這位德國軍官在戰爭期間寄給妻子的戰時日記。如果說電影「鋼琴家」是近幾年來我看到的最好電影之一的話，《鋼琴家》一書同樣是近年來我讀到的最令人感動的書之一，而這本書中最讓人震憾的是這個德國軍官的日記，他當年的思考簡直超過許多今天的所謂知識人。他不僅反對納粹，同時早就對發生在蘇聯的紅色暴政有清晰的認識。我在這裡僅摘錄幾個片斷：
「這裡正進行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性的屠殺……法國的斷頭臺，蘇聯紅軍的秘密警察都無法與之相比。……這是一個政權教給那些本來不會傷害別人的平民這樣去做的。我們所有人都在犯罪……我們不能被饒恕。謊言是所有邪惡之最。所有惡行都由謊言開始。我們一直被灌輸謊言。公眾一直被欺騙，沒有一張報紙不說謊……工人們都跟著納粹走了，教會沉默不語，中產階級嚇得不敢有任何表示，知識份子同樣。在過去十年來，任何個人都無法自由表達任何意願。對那些謊言製造者必須以武力制服。」
這位真實的德國人的故事，更使我堅信，人絕不是以種族分類，無論在哪個種族中都有人性的美麗和人性的邪惡。斯茲皮爾曼的這部紀實作品早在1945年戰爭一結束就寫出了，並在次年出版，但書很快被波蘭當局查禁。因為他的書不僅寫了納粹的殘忍，同樣描寫了烏克蘭人、立陶宛人做納粹幫凶的殘暴；還有那些向納粹出賣猶太人的波蘭敗類。同時也抨擊了猶太人本身：那些被納粹僱用的猶太人「在穿上警服、戴上警帽、拿起警棍的那一瞬間，他們的天性立刻變了，馬上煥發出蓋世太保精神。」這樣的內容當然不被共產黨的波蘭當局容忍。
斯茲皮爾曼的書直到三年前才被重新發現。1999年底被譯成英文後，立即成為暢銷書，進入倫敦自傳作品前五名，登上《洛杉磯時報》暢銷榜，並獲「全球猶太人文學獎」。也是浩劫倖存者的猶太導演波蘭斯基去年把它搬上銀幕之後，《鋼琴家》上了《紐約時報》暢銷榜。
《洛杉磯時報》書評家富蘭克（Michael Frank）說，「它是傳記文學的偉大貢獻，是永恆的歷史和人類價值的記錄。」《華盛頓郵報》評論說，「斯茲皮爾曼的回憶錄是一個清晰的聲音，升起在這種聲音消失的世界。我們幸運地有他這位見證人。」影評家說，「音樂是他的激情，而倖存成了他的傑作。」
雖然《鋼琴家》今年沒有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獎，但我絲毫不懷疑，它會像《辛德勒的名單》、《生命是美麗的》一樣，被列入世界經典影片的行列。
影片開始時，是1939年9月納粹進攻華沙，斯茲皮爾曼彈奏的肖邦小夜曲成為波蘭電臺播出的最後一支樂曲。影片結尾時，是1945年波蘭獲得自由後，波蘭電臺播出倖存的斯茲皮爾曼彈奏的6年前被迫中斷的肖邦的同一支樂曲，還是那首著名的小夜曲（這一切都是真實發生過的！）：
那雙被磚頭磨出老繭的手，那雙扒開冒煙殘牆的手，那雙被嚴寒凍僵的手，那雙捧起漂著死蚊蟲的水送向嘴邊的手，那雙從德國軍官手裡接過麵包果醬的手，再次奏起肖邦那輕柔、美麗的小夜曲──它是音符取代子彈，文明戰勝邪惡的宣言……
作者註：
中國大陸把「The Pianist」譯為「鋼琴師」並不確切，無論意譯還是直譯，都應譯為「鋼琴家」；正如不能把小提琴家譯成小提琴師一樣（「師」好像有修理鋼琴的意思）。而臺灣把它譯為「戰地琴人」則更荒唐離譜，「琴人」好像是生造名詞，而「戰地」兩字完全是強加的，原文根本沒有這個意思。而且以戰地記者等習慣說法，「戰地」兩字給人以隨軍作戰、報導的印象，而實際上這位鋼琴家和軍隊毫無關係，只是浩劫的倖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