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合作」作為一種個人對統治者說「不」的方式，並非甘地獨創、印度專利。古今中外，「不合作」源遠流長，所在多有。何懷宏曾編過一本《西方公民不服從的傳統》，收入了柏拉圖、梭羅、甘地、馬丁．路德．金等人有關公民不服從的經典文字。公民不服從，也可譯為公民不合作，作為西方弱勢群體表達意願的方式，可追溯到古希臘時期。
在中國，「不合作」也是歷史悠久，代有傳人：介之推、屈原、阮籍、陶淵明、方孝儒、文天祥……，可謂群星燦爛、千古輝耀。「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這是屈原的不合作；冒天下之大不韙「非湯武而薄孔周」，這是嵇康的不合作；仗義執言為李陵說公道話，是司馬遷的不合作；不願為五斗米折腰而棄官歸隱，是陶淵明的不合作；鐵肩擔道義、厲辭斥閹黨，這是東林黨人和復社諸君子的不合作；「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這是王國維的不合作……。
概乎言之，憤時憂世、嫉惡如仇、犯顏直諫、為民請命，那是儒家中人的「不合作」；不降志、不辱身、青山綠水、青燈黃卷，那是釋道中人的「不合作」。雖有積極入世和消極避世之異，但「不合作」精神則一脈相同也。
君主制的合法性訴諸於天命和傳統，社會發展到今天，政治的合法性只能訴諸多數的同意，專制制度的合法性合理性已經徹底喪失，與「官府」合作，不但為體制外「江湖人士」當作奇恥，也愈來愈被體制內知識份子視為大辱。專制主義已成為邪惡的象徵，「官方」成為落後、腐敗、反動的總代表。
由於歷史的侷限，中國傳統的不合作主義，是不徹底的。與西方傳統的「公民不服從」和現代意義上的「不合作運動」相比，不是很積極的。如儒家中人的不合作，是以下犯上仰視的，釋道中人的不合作，是敬而遠之疏離的，嚴格地說，只是一種類似西方政治思想中的「不同意」而已。用投票為喻，雖不是同意票，也算不上反對票。
而老梟所崇尚倡導的不合作，則是以真對假、以正對邪、以善對惡的抗議和鬥爭，是精神上、人格上、思想上、價值觀念上全方位對統治者的渺視、蔑視，是斬釘截鐵毫不含糊的反對票！
甘地和馬丁．路德．金式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成功，離不開所在地域特殊的國家背景、政治土壤和社會氣候。現今中國，國家根本大法虛置，立國原則違反人性，社會又沒有一個相對自由的表達機制，既使是非暴力的抵抗，像甘地和馬丁領導的大規模群眾集會、遊行示威，也會引來國家機器的暴力專政和鎮壓。
但是，我們可以開展具有中國特色的不合作運動，不妨再退一步，開展「一種新的、較為安全的反抗形式」。我們完全可以不接受當局的廉價的榮譽，不接受當局的文憑、職稱，不給當局當公務員，不把自己的技術和才華用於當局的作惡，不寫歌功頌德的作品，不入黨入團，退黨和退團，不當什麼人民代表和政協代表，不和肉食者說話和交朋友，不買官方的報紙書籍，拒絕看官方的電視節目，不把錢存入官方銀行，不買官辦的保險、國債、股票，不進國營商場，不乘國營汽車，不進黨校團校，不給當局捧場（如奧運會、聯歡會之類）……。
一個西方詩人有詩句：「離開那惡濁而漸趨僵化的中心遠些更遠些，黑暗和腐敗從來不是強制性的」。黑暗和腐敗曾經是強制性的，不但在行動上、態度上不許不同意不合作，甚至控制人的思想，深挖人的心靈，但隨著共產意識的破產和後專制時代的到來，統治集團已愈來愈蒼白乏力了。
不合作主義就是不再相信，如拙詩《我不相信》所寫：不相信狼外婆的甜言蜜語花言巧語，不相信黃金可以買到一切權力就是一切，不相信刀槍可以征服人心，不相信治亂循環是歷史的魔咒，不相信專制是中國唯一的選擇，不相信中國人民永遠都是賤民，不相信人權、尊嚴可以任意踐踏，不相信良知、正義可以任意欺辱，不相信是非可淆、黑白可混、蒼天無眼、歷史可欺，不相信假惡醜永遠洋洋得意，不相信騙子可以永遠得逞不相信只有一種聲音的聲音，不相信總在一個方向吹的風，不相信巫術、詐術、霸術、厚黑學，不相信牛皮、畫皮、虎皮、自造的神！
不合作主義，就是不說謊不傳謊，不為皇帝的新衣叫好；就是不妥協不低頭不媚強權不攀附權勢不受污染和引誘，就是不當孫子不當奴才不當跟屁蟲鷹爪孫；就是不認賊作父，不把鬼當神，不與狼共舞，就是不為騙子圓謊，不為老爺幫閑，不為凶手幫凶，不與腐敗分子同流合污，不與反動勢力狼狽為奸，就是在思想上行動上工作上生活上都採取不合作姿態！
不合作主義採取直接或間接的的違抗、抵制、懷疑、疏離、消解等等方式，挑戰醜惡政治的權力權威體系，強調知識份子所應具備的獨立品格和批判立場，以及獨立自主、多元共存的姿態，提倡一個中國人針對現實的責任感、獨立性，深入思考中國面臨的困境和問題。
逝者已矣，來者可追。由於愚民政策、功利心態、投機心態、眼前利益，由於種種主觀客觀大大小小的原因，許多人都曾主動或被動地「合作」過，老梟也不例外。但是，當我們看過了皇帝一絲不掛的醜陋之後，讓我們告別昨天，舉起「不合作」的旗幟吧！
２００３、３、１４
(《民主中國》2003年4月號)
